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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7岁时，庞奇离开了康涅狄格州温莎的卢米斯学校，申请加入海军陆战队。他的父母对此很不高兴，但也只好同意了。在等着应征时，他在《纽约时报》的摄影部当了一颗“螺丝钉”，显示出他对修理工作的很大热情。1944年1月他正式进了海军陆战队，被训练成无线电技师。他在帕里斯岛的训练教师是一个严厉的下士，叫罗西兹。他在几周内就做到了一代教育家和《纽约时报》家族在12年里没有做到的事情——庞奇·苏兹贝格学会了立即服从命令，赶上了班级其他成员，喜欢上了艰苦的生活。他还喜欢远离家庭，尽管它提供了自由的溺爱的气氛，但也经常有父母和长辈的事后批评。在海军陆战队里，命令是大声而明确的，非常清楚谁是老板。庞奇的家庭关系对罗西兹没有任何分量，罗西兹也不会被苏兹贝格的小孩子魅力和无聊的引诱所左右，尽管这些做法过去在私立学校有时是起作用的。几十年后，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业主后，他满怀感激之情提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罗西兹。

战争期间，庞奇被派到了菲律宾，参加了莱特湾和吕宋岛的战役，后来又换防到日本。他担任海军拦截艇的操作员，并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兼任吉普车司机。他被提拔为下士，后来在1946年春——4月1日，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他退役回到了纽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高中同等学力的考试，这样他就有资格上大学了。获得及格成绩后——“加上我老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里”——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成绩很好，偶尔上上院长的表扬名单。当学生时，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芭芭拉·格兰特。格兰特住在希兰代尔附近，也曾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里工作过。1948年7月结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和一个女儿卡伦·奥尔登。

1951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加入《纽约时报》，成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年轻记者。在那里不久他就犯了一个被认为是可怕的错误：他被委派去参加一次讲演宴会，报道那里说些什么，不幸的是有段时间他离开了桌子，去了洗手间，正是此时会议宣布由一位替代的讲演人，而不是原定的讲演人宣讲，因为原定讲演人无法出席。苏兹贝格从洗手间出来听了讲演，并引用在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发表的短文中，但他不知道原定的讲演人没有到场，把讲演人的名字弄错了。《纽约时报》得知出错后，被迫做出了更正，纽约城市版主任罗伯特·加斯特给庞奇写信，以与罗西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厉无情的口气教训了他。

朝鲜战争期间，庞奇的部队也参战了。他得到了一项好差使，上了纽约的斯洛卡姆港的军队情报学校，毕业后在朝鲜当了第一陆战队的助理公共情报官，后来他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做指挥官的司法助理。1952年他以中尉军衔离开了军队，又开始了他的办报工作。

他当时26岁，更成熟、更老练了，非常喜欢在新闻编辑部到处转，渴望学习新闻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他有大量的东西要学，但他决不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因为他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是一名生活优裕的富家子弟，刺探别人的事情，追逐消息，在秘密会议的门外等着发表正式声明，不是一个报纸所有者家族后代的生活。记者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离一种良好的教养相去甚远。一个报纸老板的儿子可以一时有兴趣干干报道工作，把它当作他的管理训练的一部分，一次浪漫的短暂飞行，但他终归是要落地的。

记者队伍中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正是他们有动力、有耐心，能坚持下去成为成功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报道工作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一代人中，如果他们的署名报道闻名遐迩，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童年简单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内部圈子里。他们可以对总统产生影响，和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有了这些地位，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而且也可以影响他们时代的事件——如赖斯顿，一个贫穷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所做的；如克罗克和卡特利奇、丹尼尔和威克，这些南方农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罗森塔尔和其他几十个美国犹太人所做的，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欧洲的贫民窟里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