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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赖富斯会意地一笑，提醒古尔德他的这篇报道将是“打开了一罐飞虫”，但德赖富斯似乎高兴发表它，并且马上在新闻编辑的公告板上贴上一项通知，要求从此以后《纽约时报》的人都要退回所有的礼品包，这个政策显然没有使古尔德在报社里更得民心。

现在读了拉斯金的文章后，奥维尔·德赖富斯把它退回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德赖富斯轻轻地吐了口气，皱起了眉头，但他还是告诉卡特利奇发表它。德赖富斯预料不到它会使他的同事布拉德福德做出什么反应，但德赖富斯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发表它。拉斯金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名声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篇文章送进了四层的排版室，那里的印刷工饶有兴趣地读了它。当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看到它时，勃然大怒。他强烈要求德赖富斯重新考虑，但这位业主说他不能这样做。所以，在4月1日，这篇报道发表了，占了《纽约时报》整整两版。很快它在全国得到了喝彩——在《纽约客》上A.J.利布林的一篇文章中——它被誉为新闻独立性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后来在同《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谈话时议论了它，说如果他是德赖富斯的话，他或许不会发表它。

这是德赖富斯作为《纽约时报》业主做出的最后决定之一。此后不久他离开办公室去波多黎各进行短期休假。旅途中他非常疲劳，看起来也是如此。但他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因生病而中断，住进了圣胡安附近的医院。后来有关人士用飞机把他送回了纽约，下飞机后又从机场直接送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帕维里昂医院。5月25日他在这家医院里因心脏病不治而去世，享年50岁。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发来了唁电，其中有肯尼迪总统和U.桑特，迪安·腊斯克和阿德莱·史蒂文森，法国的让·莫内，墨西哥的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尼日利亚的加加·瓦祖库，几十个国会议员、州长、报社社长，几百个朋友。两千多个哀悼者参加了他在第五大道上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追悼会。詹姆斯·赖斯顿写的悼词是这样开始的：

将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去世归因于心力衰竭，这显然不是理由。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心脏从没有使他倒下，也没有辜负其他任何人——不信问问《纽约时报》的记者。它像恒星一样是稳定的——不信问问这群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它像潮汐一样是忠实的——不信问问他可爱的妻子和家庭。不管医生说什么，他们都不能把他的离去归因于他的心脏。

赖斯顿接着详细叙述了德赖富斯作为报社业主的品质，他在压力下做出健全决策的能力。例如，1960年的选举之夜在新闻编辑部，德赖富斯第一个“感觉到我们公开发表拥护肯尼迪的意见太早了，坚持要我们重新考虑”。赖斯顿继续说：“到了1961年，当我们处在要不要报道对古巴不成熟的入侵的关键时刻，他谦恭的发问和智慧的判断制止了我们。”

这最后一点似乎对聚集在会堂的纽约编辑们带有最轻微的刺激，因为他们曾计划充分报道猪湾入侵事件，但德赖富斯同意赖斯顿的观点，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

除了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的家庭、政治权贵们之外，在会堂聚集的还有大多数高层管理者和编辑——马克尔和克罗克，卡特利奇和奥凯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许多编辑：前社论版主任查尔斯·默茨，曾在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手下工作过的主编助理尼尔·麦克尼尔，奥克斯亲自录用的已退休的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也出席了葬礼，但没有坐在前排管理者中间，而坐在了几排之后。对这些事情有眼力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立即预言了布拉德福德即将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