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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的这些日子里，任何人都不想和姓布拉德福德的人发生冲突，包括特纳·卡特利奇。一天卡特利奇听了一个助理编辑对西部版应该有多少新闻预算的估价，卡特利奇陪这位编辑上楼去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想让他批准这个数字。这位编辑似乎对向布拉德福德讲起这些数字感到为难，但卡特利奇说：“瞧，如果你认为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上楼，去争取。”然而，布拉德福德在研究了这个预算单之后，摇摇头说，它还能够减少2.5万美元。卡特利奇说，他看过这些数字，检查过它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

布拉德福德突然发了火。

“我很忙，”他厉声说，之后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

卡特利奇转身离开了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

“好吧，”这位编辑在走廊上和卡特利奇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卡特利奇脸色因气愤和耻辱而发青，他盯着这位编辑说：“按他说的做！”

德赖富斯直接派来监督西部版的代表不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而是14层的另一个级别稍低的管理者，他的名字是安德鲁·费希尔。费希尔不像布拉德福德，在三层没有什么名气——既不好，也不坏。实际上不是所有人，只是一些人知道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知道他的人说，他实际上是难以把握的。这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他们真的不能理解他。以前从不知道报社哪个管理者像安德鲁·费希尔，因而缺乏比较的标准，他们不得不注意费希尔明显的兴趣。他对计算机的入迷，使得同事们用模糊的科学术语来理解他。他们暗示，他是一个未来主义的人物，是一类空间时代的管理者的先驱，他也许有一天会把时报大楼改变成一个14层的机器人。然而，在这种玩笑中，《纽约时报》较老的人对报纸现在的趋势有一种严肃的越来越强烈的关心：报纸正趋向于提高无人工作的效率；依赖成本昂贵的计算机而不是有经验的政治记者来进行选举之夜的预言；电子印刷机将在西部版上使用。不管合适不合适，安德鲁·费希尔多少作为所有这一切的一个象征而出现了。尽管他已经在《纽约时报》15年了，但他们对他所知甚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新闻编辑部的地带工作的。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阿默斯特大学，在军队里从二等兵当到了上尉。1947年他27岁时开始在《纽约时报》的经营部工作，在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的手下。他研究过现代技术中的劳工问题和遥远未来的公司方案。在20世纪50年代，费希尔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在了报社在曼哈顿西边林肯中心后边新建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要处理一些印刷工作，但主要是为21世纪的《纽约时报》摩天大楼总部打下基础。如果真像辖区神职人员和社会改革家早就预言的那样，时报大楼现在所在的第四十二街地区迟早要成为一片废墟。

1960年，安德鲁·费希尔成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助手。自阿德勒将军1955年去世以来，布拉德福德在14层越来越有权力了。费希尔和布拉德福德尽管不相似，但能相容。布拉德福德是一个情绪化的、做事决断的人，而费希尔是一个平静而具有控制力的人，但他也是友好的和容易接近的。他具有全美国都熟悉的一个保养很好的宇航员的样子——一个虽瘦但强壮的脸，蓝色的眼睛，整齐梳理的灰发，在笑时会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安德鲁·费希尔是里士满本地人，一位弗吉尼亚妇女的独子。这位妇女对她的祖先和乔治·华盛顿间的联系颇为自豪。费希尔的语言充满了新技术术语——他说过“做事情的最佳方式”和某些人“可怕的指数”，他表现出对报纸的“新闻界替代纲领”和它的“信息检索”、“定价哲学”的热情。尽管《纽约时报》的一些传统主义者把费希尔看作是一种去人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但费希尔却自认是《纽约时报》传统的保护人：如果奥克斯的基本原理要贯彻到21世纪的话，《纽约时报》就必须跟上变化着的世界的脚步，必须调整和扩张——在说到这种扩张时，费希尔谈到了“卫星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