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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反倒感觉到了肯尼迪风格，这就是阿瑟·克罗克。其他总统及其助手给予克罗克的赏识在肯尼迪时代没有继续下去，这使克罗克既心烦又失望。他几十年一直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他曾在关于约瑟夫·P.肯尼迪政治生涯的报道中大肆吹捧，赢得了老肯尼迪持久的感激。一次，当肯尼迪家族去英格兰时，肯尼迪把在棕榈滩的大别墅暂借给阿瑟·克罗克过短暂的寒假。当约翰·P.肯尼迪在哈佛大学写毕业论文时，他按他父亲的指导把论文带给阿瑟·克罗克，看看能否提点建议。克罗克对这个手稿的印象非常深刻，说它能作为一本书出版。他们一起做了这个工作，克罗克的角色是文字编辑。然后克罗克向一个出版商担保，并建议书名为《英格兰为何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约瑟夫·肯尼迪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进而在他有权有势的朋友中推荐这本书。他让亨利·R.鲁斯[注：亨利·R.鲁斯（Henry R.Luce，1898—1967），美国出版商，出生于山东烟台，是《时代》（Time）、《财富》（Fortune）、《生活》（Life）三大杂志的创始人，被认为是“在世时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个人”，人称“时代之父”。]写了序，他把书送给了像英国王后这样的有潜力的时髦风尚首创者。该书在美国和英国销售了八万册。约翰·肯尼迪写这本书时23岁，把他的一部分版税给了英国在战争中被部分摧毁的普利茅斯城，还为自己买了辆新别克车。

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后，阿瑟·克罗克并不想得到偏爱的待遇，他的确也没有得到。克罗克是一个自傲和正统的人，在一个现在被年轻的自由分子和阔佬阶层、标新立异派或作家米奇·德克特所谓的“迪斯科激进派”统治的城镇里，他是一个顽固的政治保守派。自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以来，阿瑟·克罗克目睹了每一次可想象的运动和疯狂的来来往往，听到了所有为旧的政治废话创作的新的音韵铿锵的诗——威尔逊的“新自由”、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现在是肯尼迪的“新边疆”——除非阿瑟·克罗克作为忠诚的反对派的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员，像他一度做的那样充耳不闻。尽管克罗克批评过新政，但罗斯福却给了他一次专访的机会，一种史无前例的荣誉，使克罗克在1938年赢得了普利策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该奖。尽管克罗克也曾批评过杜鲁门政府，但杜鲁门总统也曾在1950年专门接受了克罗克的采访，如果不是投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表示异议的话，这会使克罗克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这个反对者就是克罗克本人。克罗克想起了传闻，普利策奖主要是受“相互吹捧”的因素影响的。克罗克认为，如果普利策奖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了它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种传闻有了实际证据。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禁止奖励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但现在，在60年代，克罗克感觉到这种伟大的姿态和标准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社会秩序已经颠倒了，传统的总统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了一种电气时代的马戏表演，几乎任何人都能得到对总统的专访——甚至克罗克的同事莱斯特·马克尔。

马克尔仅仅是给肯尼迪的新闻助手皮埃尔·塞林杰打了个电话，就定下了约会。马克尔和肯尼迪一起待了45分钟，在此期间他显然没有对总统产生什么吸引力。马克尔离开后，肯尼迪对塞林杰皱了皱眉头，问道：“谈的都是些什么？”

“什么？”

“马克尔不是来这里采访我，”肯尼迪说，“他是来告诉我当总统要做些什么的。”

第二次莱斯特·马克尔要求进行采访，塞林杰回绝了，解释说最近《纽约时报》有几个人都想见总统。此时马克尔迅速插话说：“我不希望被当作一个《纽约时报》人来对待。我想被当作总统的一个顾问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