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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访问之后，林登·约翰逊通过各种方式和《纽约时报》管理者保持着联系。有时是当面交谈，也有时约翰逊亲自拿起电话，给《纽约时报》一位编辑打电话。一天晚上在曼哈顿吃饭时，来了个电话找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应答后，他听到了林登·约翰逊的声音，带着最随便的慢吞吞拉长调的说话方式：“约翰……我想到了你……”由于晚会的吵闹声，奥凯斯几乎听不清说什么，他被约翰逊的话弄糊涂了，奥凯斯所能想到的回答是：“我也在想你，总统先生。”

约翰逊最终谈了他打电话的要点——他要让拉丁美洲专家托马斯·曼任助理国务卿。奥凯斯也认为曼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支持曼的社论。此后不久，在另一次社交聚会上，小阿瑟·施莱辛格接近奥凯斯，斥责了发表关于曼的那篇社论。在肯尼迪时代，曼在拉丁美洲和古巴事务上的智慧没有给施莱辛格留下什么印象，但施莱辛格对这篇社论的反应如此猛烈，使奥凯斯既感到震动，也感到惊奇，以致在离开施莱辛格时非常生气。在奥凯斯看来，施莱辛格是在重新捡起几年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人对奥凯斯发泄的宿仇；现在奥凯斯不是被贴上反肯尼迪的标签，而是被诅咒为亲约翰逊的，这是不真实的。此外，肯尼迪的助手的确非常清楚《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他们知道，如果这些社论是不可取的，就有一个人要受到指责——奥凯斯。他们知道，《纽约时报》新闻部的权力是分散的，得到一个记者的好意有时比得到一位编辑的好意更有用，有可能约翰·F.肯尼迪政府曾用比以前更多的手腕来对付媒体。

肯尼迪本人曾是一个优秀的新闻系学生。肯尼迪在乔特中学时就是一个什么报纸都读的读者。他曾两度做记者，他不时表达出想在退出公职后经营一家报纸的愿望。早年在他的父亲把他介绍给许多杰出的记者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自负和风格，他们对奉承的过敏和对批评的敏感，以及他们处在重大的或拿手的事情时内心的喜悦。作为一个参议员，他曾给那些在报刊上称赞过他的人发过感谢信；作为总统，他特别精明地利用新闻界，安排他的新闻发布会以满足各种报纸的最后发稿时间，对朋友友好，对批评者冷淡，像一个国王一样利用人们的爱戴。

他喜欢和信任的那些记者受到了他的宫廷接待。他们和他一起吃饭，玩高尔夫球，成了他的新边疆政策有特权的观察者，得到了不拘礼节和令人着迷的对待，这些特权是以前的总统们很少赐予大多数报纸业主和明星专栏作家的。肯尼迪的举止是过去没法比的。他改变了新闻界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他自己的明星地位体制。仅仅靠在小的方面偏爱一个记者，肯尼迪就能够并的确提高这个记者的地位，在一些事例上使这些人成了专栏作家或在电视上频频出现。

肯尼迪愿意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他利用电视来召开他的新闻发布会，这冒犯了新闻界的一些老兵。詹姆斯·赖斯顿把电视新闻发布会叫作“自有呼啦圈以来最愚蠢的主意”，但赖斯顿在肯尼迪时代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赖斯顿，连同其他优秀的记者和作家，能够用更努力工作来补偿未能出席电视新闻发布会和肯尼迪的晚餐聚会。也许他们因为没有同肯尼迪太密切而受益，他们能够离得更远一些来诚实地判断他，不必害怕失去这种有代价的友谊，他们能够进行批评——正如赖斯顿在肯尼迪去世前一周进行的批评一样：

对于肯尼迪的第一个任期，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模糊的怀疑而失望的心情……肯尼迪触碰到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却没有触碰到这个国家的心。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信息，但却没有带来灵感。他无疑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但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很走运……在这个国家当中有着这样一个不是一般反应，但是很清晰的感受，这种感受通常被中年妇女表达出来，她们认为肯尼迪家族总是设定一些过于虚幻、过于超前，或者就像费城一位女士所说的，过于“欧式”的标准……自从罗斯福时代之后，再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在男士俱乐部中流行那么多有关“那个白宫里的男人”的坏话……与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所做出的许诺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