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第11/22页）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国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终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可想？这项决定，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短期需实现的目标，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为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之内，他甚至说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们相信苏联确有此意。这项成就，为他在西方赢得了莫大好评及持久名望，却恰与苏联国内对他日益缺乏热情的状况成对比，最后在1991年，他终于成了这种局势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有谁只手结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战，那么，这项荣誉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

50年代以来共产党经济改革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得失计算的手段，企图使中央控制计划的经济更为理性化及弹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就在这个方向上走了相当路程：要不是苏联于1968年派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将有更大成就。两国也都希望，这一手段，同时可以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7] 他认为如此才能恢复或建立一个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为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全然放弃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有影响力的改革家们也许有过如此想法，然而事实上极不可能。不论别的，单政治方面就极难实行。80年代，苏联内部首次开始对自己的缺点失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为时已晚，在别处曾有过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们，此时已经看出，这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由内部改革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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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以两个口号，发动他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公开性”（信息自由）。

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公开性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得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勉为其难。[9] 当然，现实的障碍绝对不止这一项；而且历来的改革派（不独苏联），都喜欢把国家人民反应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体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那就是对于任何重大改革，国家机器都多半反应迟钝，骨子里更藏着一股敌意。“公开性”的目的，即在动员国家机器内外的支持，以对抗这种反抗势力。但是如此一来，却正好毁掉了唯一还可以行动的一股力量。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建，反而会导致崩溃。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便是陷在“公开性”与“重建”之间，日益深刻的断层中了。

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公开性”远比“重建”更具有确定的内容。公开意味着引进——或重新引进——一个建立于法治与公民自由之上的宪政民主体制。背后的含义，便是党与政的分离，并将加大政府的作用，由党还政于国家（这一点当然与斯大林主政之后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一党专政系统的结束，党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从此告终。这种结果，显然也意味着“苏维埃制度”将在各个层级复活——可是这一回，却将通过真正选举诞生的代表组成，层层相沿，一直到位于最上一层的“最高苏维埃”。后者则将是一个具有实权的立法议会，而强大的行政部门的权力由它所授，同时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