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第3/20页）

在这么微妙的背景下，这段漫长的紧张对抗期里，到底有没有过真正危险至极，有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的一刻呢？当然，其中也会有过几回险路走得太多了，难免碰上意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作答。细想起来，最具爆炸性的时期，可能要从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他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国的政策，绝对是帮助那些起来对抗外侮的民族”）开始，一直到1951年4月，这同一位总统把在韩国的美军总司令，就是那位不听主帅调度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极为害怕欧亚大陆的非共区会爆发革命或濒临解体。而这份担忧，可说并非全属过虑——因为环顾现实，岂不见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大陆？反过来从苏联这一面看，也正面对着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垄断，以及其威胁性不断升高的反共叫嚣。1948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自行其是，成为破坏苏联共产党集团团结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由这样一个政府来领导，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心一意准备对付一场真正核大战的爆发。[2] 这一点，中国与其他国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态大异其趣。总而言之，形势诡谲，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原子弹在广岛投放后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国氢弹爆炸成功后的9个月（1953年），苏联也分别获得了这两种核武器的制造能力。从这一刻开始，两大超级强权便放弃了以战争对付对方的手段，因为一旦开战，无异为彼此签下一纸自杀协约。至于美苏曾否认认真考虑向第三世界采取核行动，例如1951年美国对朝鲜战争，1954年美国为援助法国之于越南，以及1969年苏联对中国等等，其意向并不分明，不过最后的事实是都不曾采用。但是其中有过几回，虽然双方都肯定没有真正诉诸核武器的用意，却都曾出言恫吓对方：例如美方为求加速朝鲜越南两处的和平谈判（1953年，1954年），以及1956年苏联要挟美法退出苏伊士运河，等等。可恶的是，正因为双方都深信对方无意打仗，自己也从不打算摁那致命的按钮，反而越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谈判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到政治企图（此乃美国）。事实证明，这种有十足把握的心理战效果果然不错，但却把整代的百姓给害惨了，天天心惊肉跳，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有理性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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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40年间，两个阵营不断增强军备以相抗衡。可是这种长期武装对峙的形势，却建立在一项不切实际而且毫无事实基础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界格局极其不稳，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只有永久地相互牵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战于万一。这种心理现象，究竟从何而来？首先，冷战之说纯系一种西方观点，如今回头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余震之下，却属自然反应。当时众人都认为人类的灾难时期尚未完结，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前车之鉴，此次战后也必有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连美国也难以幸免。某位在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便曾于1943年做此预测，警告美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和工业失序的经济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战胜利以前，华盛顿当局分身乏术，对经济事务自是无暇全神顾及。但是对于战后的国策方针，美国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场经济大萧条袭击所花费的心血，更胜于为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所做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