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15/19页）

至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诚然，在由德军手里收复法兰西帝国各殖民地的战斗中，前帝国在当地训练的士兵——他们被升为军官的人数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法属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与戴高乐（de 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并肩作战，而且人数占多数的殖民地士兵，战时战后，却都尝到了相当失望的滋味。他们不但经常地受到歧视，而且跟其他多数不属戴高乐派的法国地下抵抗人士的命运一样，战事一结束，马上就被打入冷宫。

在法国光复后举行的正式胜利游行队伍里面，自由法国部队显示的肤色，远比真正为戴高乐派赢得战斗荣誉的成员“白”得多了。总而言之，当年虽曾有过5万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动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但就整体而言，为帝国势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队，即使在当地人领导之下，也始终对帝国忠心耿耿，最起码不曾带有任何其他的政治色彩（M.Echenberg，1992，pp.141—145；M.Barghava and A.Singh Gill，1988，p.10；T.R.Sareen，1988，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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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社会革命人士，一直到很晚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战多属农民运动特征。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人士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说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革命带往全欧的时期里，所谓各地势力庞大的游击队，千篇一律，不都把矛头指向法国吗？那些非正规军的游击活动，可从来不是为了法国以及法国革命的理想而发动的。因此，一直要到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游击队”一词才正式收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词汇。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苏俄红军与白军内战期间，于正规部队作战之外，也曾多次发起非正规队伍的格斗。它们把发动这种攻击方式的作战力量称为“游击队”（partisan）。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地受苏维埃精神激发而起的地下抵抗运动，均奉此战术为正宗。回想起来，当年西班牙内战之际，游击式的行动几乎不曾出现，倒真是一件怪事。因为在佛朗哥（Franco）部队占领的共和地区，游击战大有一显身手的余地。事实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曾从外围组织了势力相当庞大的游击中心。可是在大战以前，游击战根本就不属于革命家的作战方式。

中国则是例外。在那里，某些共产党领袖（但非全部）开始采用游击战术——时间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翻脸放弃国共合作发动清党之后。加以共产党在各地城市（如1927年，广州）策划的暴动纷纷失败，不得不走上游击之路。毛泽东就是主张这个新战略的主要人物——最终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事了15年以上的革命后，认清了一桩事实：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国民党政府有效统治之外。毛泽东还非常推崇描写中国绿林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从中他又体会到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游击战就是中国社会冲突中使用的传统手段。1917年间，青年毛泽东就曾叫追随他的学生效法梁山好汉精神。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山区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游击队根据地。凡是受过古典教育熏陶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神似（Schram，1996，pp.43—44）。

可是中国革命者的策略，不论何等英明，拿到国内交通比较进步、现代政府也惯于统治全国地区（不管多么遥远及困难）的国家里面，却完全行不通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甚至在中国本地，短时间内游击策略也无法成功地开展。（编者注：作者不了解中国革命，长征并非游击策略失败的结果，而是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的阵地战的结果。）国民政府发动数次猛烈的攻击，终于在1934年，迫使共产党放弃了他们在华中各省建立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其传奇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撤退到人烟稀少、相对偏远的西北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