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第3/4页）

君主制复辟的问题倒没有获得多少人的关注，因为即便是由保守党转变而来的民族党人也很难提出一位像样的候选人。恰恰相反，左翼自由派人士采纳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民族社会党党魁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建议，设置了一位“皇帝替代人”——总统，并在总统之下设置新的内阁来捍卫宪法。这些政治体制设计并非全有理可依，但却从根本上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共和国颠覆活动设置了一道必须逾越的障碍。同时，这部宪法只看到总统个人权威的优越性而忽视不足，并且幻想这么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元首可以永远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艾伯特尽管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担任着共和国总统，现在却有一种大难临头的痛苦感，因为君主制崩溃导致的传统纽带解体让他十分难过。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从党的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建立普选制。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作为抗衡议会中间阶层多数派话语权的有效武器。

因此，当议会通过法案并随之选举或者罢免政府时，总统制和普选制可以抑制议会的一家独大。雄鹰仍然是德国国徽，不过人们也可以说这只雄鹰现在长了三个脑袋，随时准备相互争斗。表面看来，这部宪法似乎是一部老锁匠的杰作；而实际上，一旦民主的和谐时期结束，这部宪法就会向野蛮人敞开怀抱。

与此同时，作为战胜国的二十七国集团正在巴黎出席和会。不过，其中许多国家之间的利益纠葛尚未厘清，各自正忙着敦促政府与邻邦大打出手。乐观一点说，这些国家领导人只是目光短浅；悲观一点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侵略扩张。作为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统统未受邀请。战胜国也向俄国沙皇发去正式邀请，但是石沉大海。至此，俄国和德国——这两大最重要的欧陆国家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巴黎和会自我标榜为一个开放性论坛，不过，由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组成的最高理事会从来没有达成一项能让各方满意的和平条约。他们总是在细节上喋喋不休，各怀鬼胎又相互猜忌。最明显的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的理想主义与法国坚持的怀疑主义水火不容。

威尔逊想要建立一个以世界各国民族自决、政治民主和贸易自由、外交坦诚、由国际联盟维护世界和平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他知道要实现这一理想，既不能依靠老牌帝国主义的一意孤行，也不能依靠刚刚诞生的几个民族国家抱团取暖——特别是新生的、弱小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不过，他也不认为美国必须努力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必须大公无私地奉献自己，不认为美国为了消除世界新秩序中的各种矛盾而必须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与此相反，法国领导人们只热衷于肢解德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从东线构建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的“小协约国”来围堵德国，并阻挡布尔什维克洪水向西蔓延。不过，他们也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能把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拉进来，那么欧洲体系的平衡早晚会被德国人打破。素以“老虎”的绰号著称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想尽办法践行法国永远遏制德国崛起的目标，尽管他深知若法国的目标得不到英美的支持结果将会是玩火自焚。鉴于战争导致的厌战情绪以及参战各国背负的巨额债务，与会各国不得不抛弃前嫌，把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作为合作伙伴拉拢进战后欧洲体系中去。德国被判定为欧洲公敌，甚至连《凡尔赛和约》第231条也明文规定，德国必须承担发动战争的唯一罪责——这个罪责自公布之日起便罄竹难书，这就放出了一条有实现自己之能力的预言。德国负有“战争罪责”这一条款日后不断成为列强外交词典里频繁出现的引语，用来勒索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全然不顾这个事实——如果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陷入长期的财政危机，那么世界经济也不可能复苏。高瞻远瞩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向英国代表团指出，这项合约只会播撒下一场战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