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约（第2/4页）

帮助德意志由帝国转变成共和国的要素有四个，并不包括苏维埃。第一，工人联合会领袖们已被艾伯特及其军队盟友收买，因此拒绝一切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职员阶层早在战前就和工人联合会结成联盟，建立了“中央劳动委员会”——他们尽一切所能要把革命骚乱演变成争取更高工资、更好工作条件的请愿运动。这样，八小时工作制得以建立，工人委员会得到合法地位，最低工资标准也获得明文确立。不过，这些福利措施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马上会变得苍白无力。第三，军队将领们与艾伯特的柏林“人民委员会”达成一项共存共荣的交易。艾伯特答应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反之也承诺力保柏林要员们的安全。这一交易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没收大企业、大地产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将不会兑现，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马上获得了满足。第四，除了柏林艾伯特政权和卡塞尔格勒纳武装，西方协约国拒绝同任何其他政权开展议和。这一点起了关键性作用：协约国的胜利者们急需一个德国政权，可以无条件接受他们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所指定的一切和平条约。

柏林当局、卡塞尔最高统帅部和大企业资本家形成政权铁三角。他们想让士兵回到家里去、让企业重新步入和平年代的生产秩序上去，想进行和平谈判，还想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当街头革命正在柏林上演时，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的国民议会大选中，中左派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派的德意志民主党和旧的天主教中央党以四分之三的优势获得多数。旧的民族自由党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的领导下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保守党更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共产党公开抵制这次大选，并认定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而边缘化的右翼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因不满而缺席，引起民众注意。

因为柏林街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国民议会必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小城魏玛被定为会议举办地，并不因为它同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的历史渊源，而因为这个坐落在图林根的小城较为安宁；并且，这儿的国家剧院足够宽敞，能容纳很多人参加的宴会，不过最关键还是这里能远离共产党的行动。实际上，在制宪会议期间，魏玛已经受到梅克尔将军（Maercker）指挥的德国自由军团（Freikorps ）的警卫——那是众多由退役军人自发组成的雇佣军组织中的一支。

德国人希望魏玛共和能开启民族历史的新篇章。近九成的民众并不热衷于俄国式革命；但是，近八成的民众都愿意迎接这场民主尝试，愿意向胜利者学习经验。一方面，魏玛宪法的制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另一方面，巴黎和会也正热火朝天地开展。尽管德国人努力争取由自己决定命运，但是德国的命运将不由自己决定已经板上钉钉——这直接反映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行动被平息下去。德国共产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则在听命于政府的自由军团的一场扫荡中惨遭杀害，两人从此被神化为烈士。在慕尼黑成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其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遇刺身亡、革命分子扣留的无辜人质遇害后土崩瓦解——这些无辜人士大多数是美术学院的老教授。随后，自由军团和一群甚至佩戴卐字标的上巴伐利亚山区的民团对共产党展开了血腥报复。很多人被押上法庭，被判以重刑乃至死刑。

各路代表们熙熙攘攘地聚集在魏玛市中心张灯结彩的国家剧院里，很清楚自己即将承担的重大使命。他们想要设计一部完美无缺的宪法，不仅要吸收德意志传统里的精华，而且要结合他们中意的西式民主。德意志历史造就了氛围浓厚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机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议会的立法定位。历经战争与革命最终保留下来的联邦主义国家结构尽管仍无法消除普鲁士那个大邦凭借自身固有邦域和比重所造成的各邦力量对比失衡的旧格局，但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有权向地方诸邦征收直接税，而且这一权力很快通过立法被全面确定下来。工人联合会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以及政府近几个月施行的经济政策应以宪法形式加以确立。广大中间阶层的百姓则希望宪法能够保护私有财产。只要能赢到议会多数席位，社会民主党便会努力向更多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敞开大门——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让他们认为实现这一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