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首龟年识古津（第6/20页）

定：您上清华是哪年？

刘：1932年。我应该1936年毕业的，因为踢足球把胳膊摔折了，休了半年学，所以1937年毕业，毕业就倒了霉了，正赶上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我本来分配到中央大学，中央大学要人……

定：中央大学不是在南京吗？

刘：南京啊。结果一打仗就吹了。没办法，我上哪儿找主去？后来1938年我就到了协和，那时候叫协和医学院。1941年太平洋战争，把我们从协和全轰出来了，我又到中国大学，在生物系当讲师。在协和的时候我算是实习生，相当于第八年的学生，实习完就算毕业，虽然不拿文凭，但是资格有了，所以我没当过助教，出去就当讲师了。你想我这样的教得好吗？教不好，瞎蒙事，净玩儿。可是我在协和做研究的时候是真认真，我每礼拜日早上都要自动上班，大年初一我也要去上班，因为实验停不了，那种训练特别好。

后来日本投降了，1945年之后我就到北医，那时候北医还在城里呢。1960年调到现在这个首都医科大学。这是刘仁他们办的。

首医大原来的教务长对我的印象特别坏，他老觉得我跟他的主张不合，我认为教大学应该以做研究为基础，你不能照书本念，照书本念你还教什么学生，这就说我是“白专”。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找一些人批判我是“历史反革命”，是“三美主义”：“亲美”“崇美”“恐美”。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跟党争取接班人”，给我贴大字报。可是一贴出来老百姓不答应，说他们转移革命大方向。司徒雷登的干闺女，她成了头号人物了，把她揪出来，我倒成革命群众了，便宜我了。“文革”是横扫啊，要是竖扫就不碍事了，挑着扫，这横扫可了不得，这笤帚苗一带就把你带进去了。“右派”没我的事，“文化大革命”又没我的事，我真体会这事，愣没扫着我，我没沾上边，太不容易了。我这人人缘儿好，没架子，又没脾气，要是人缘臭，早把我揪出去了，所以我得天独厚。这样我就混了十年。

我是1978年退休的，退休之后还让我当生物医学工程系的系主任，我又干了几年，现在不是大学越大越好嘛，这个系成了学院，我就成了名誉院长了，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去年上半年我还给现任的院长写信，说别给我挂名了，他们也没理我。今年(2007年)又给我开了一次“刘曾复教授从事生理科学事业七十周年座谈会”。

我这个家庭也算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我父亲古文功底很厚，能写字能作诗，要不他也考不上举人。我这汉文没法跟他比。我家也有摩登人儿，我三叔在圣约翰，注77英文特别好。我没背过几篇文章，你要能写好文章，你要不背上十篇八篇的文章你写不好，为什么写不好文章，就是背书背太少，肚子里头没有，现想，那不成。我能写点古文的东西，但是写得很坏。不过我现在也骗人，人家让我写书的序，我得看人家的书，有时我看不全，有时看了之后我不见得同意，我有个妙诀儿就是写个文言的很短的序，这样能遮丑，文言就有这么个好处。我打上小学，十岁以后就没怎么拿墨笔写过字，我也很喜欢那些老字，比如我喜欢褚遂良的字，但是我没功夫，我写一个字也许不难看，写一篇字就不行了，一篇字是一个整体，没功夫，布局不行，那就是不会写字。现在有人还让我写，我哪儿写得了，瞎写，但是拿这蒙事还行。

3.我的姐弟和老伴

刘：人类社会在目前来说还是夫妻的社会，不是一个人的，主席出去不是都带着夫人嘛，皇上还有皇后呢，我老伴死6年了，但是我家庭还是健全的，我没有儿子，只有4个女儿，这4个女儿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