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生杂谈（第34/37页）

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

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

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

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

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