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第9/11页）

《圣经》传统把希伯来人追溯到亚伯拉罕，他离开苏美尔城邦乌尔（也许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沙漠边缘过着游牧生活。据说亚伯拉罕的迁徙跨越了环绕阿拉伯沙漠北缘的肥沃新月地带，直到他与其追随者到达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描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希伯来历史上，下一个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埃及文献和编年史很难与《圣经》故事吻合。也许一些希伯来人随着希克索斯人一起迁徙到埃及，后来被埃及本土法老所征服；但是没有埃及文献这么说。《出埃及记》中的领袖摩西也许曾接触阿吞宗教；但是关于此事也没有证据，除了他的埃及名字。关于受压迫的希伯来人如何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恢复游牧生活，《圣经》的记叙可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耶和华的契约、摩西在西奈山脚下的立法活动等，似乎的确正是一个忘记了沙漠中的习惯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

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入侵迦南地并占领巴勒斯坦丘陵地区的希伯来人是刚从沙漠中而来，只有少数人（也许12个部落中的一两个）曾经到过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对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来说，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过保护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胁而证明了自身力量的战神，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对抗迦南人的军事行动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当希伯莱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当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护庄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长期的经验所证明。

崇拜耶和华从未与崇拜迦南人的丰收之神结合起来。对沙漠的记忆，对耶和华的追随者重创迦南人并摧毁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记忆，使古老的对抗情绪一直存在。因此，当抵抗腓力士人和其他相邻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来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下时，先后为扫罗王和大卫王战斗的勇士们就在耶和华的战旗下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然而，大卫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前961年）的迅速扩张，为宫廷奢侈生活和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谴责由于文明的侵袭而带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腐败行为，重新攻击巴力神。以利亚就是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

个别先知强烈感受到上帝的权力和意志，受此鼓舞，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抨击社会不公，这些诗歌都被记录和保留下来了，先知运动由此改变了方向。在这些爱好文学的先知中，最早的是阿摩司（约公元前750年）。在这个时期，希伯来先知改造了耶和华的宗教，赋予耶和华无边的力量，不再仅仅把他当作入侵迦南地时期的部落战神。与此同时，他们宣称上帝既公正又仁慈，既惩罚作恶者，也随时宽恕及时忏悔的罪人。

耶和华一直是嫉妒成性的神，他要求子民完全忠于自己、拒斥其他神。因此，希伯来先知比较容易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发展为一种不妥协的一神教。中东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变成一神教的信徙，而是保留他们的传统信仰，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多神教。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英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来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需求。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的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