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第8/16页）

最后一点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很遗憾，这点也同样重要。就算英国获取、组织和传递能量的能力再强，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还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三个参数转化为破坏力。第一章中，我不赞同亚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里把进化等同于杀戮的技能，但是，在为社会发展设计指数时，如果不包含军事力量的话，这样的指数就毫无用处。正如毛主席的名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世纪40年代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球，讨论由谁“统治”也是毫无意义的。可是，1840年以后，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没有人能裁定只有这些特征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方法，同样，对特征做出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几年来我研究的这些替代参数都没有对分值产生太大的影响，也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整体模式。[5]

如果爱丁顿做了画家，他或许会成为一位绘画大师，用肉眼难辨的微小细节描摹世界。为社会发展制定指数更像是电锯艺术，用树干雕刻出灰熊来。毫无疑问，这种粗糙和敏捷的程度会让爱因斯坦的头发更白，不过对不同的问题，需要规定不同的误差范围。对于电锯艺术家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树干像不像熊。对比较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指数能否显示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状况。当然，把指数所揭示的模式和历史记录的细枝末节进行比较，那是历史学家们自己要去判断的事情。

实际上，激励历史学家们做这些事可能就是指数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争辩的余地还很大：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计分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但是，用数字说话，我们就必须关注错误的来源，以及修正的办法。这可能不像天体物理学那样精准，但总比在黑暗中到处乱转要好得多。

如何进行测量

现在需要生成一些数字资料。搜集2000年世界各国的数据资料是相当容易的（不妨使用千禧年这个日期作为指数的终止时间）。联合国有各种项目公布每年的统计数据，例如，美国人均年耗能达8320万千卡，相比之下，日本人均只有3800万千卡；79.1%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则是66%；每1000台互联网主机就有375台产自美国，只有73台产自日本。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的《军事力量对比》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拥有多少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它们的威力和价值。我们都快被数字淹没了。不过，我们要决定怎样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才能得出一个指数。

坚持最简原则，把2000年可达到的社会发展指数的最大值设为1000分，再平均分配给我提出的四个特征。1956年，劳尔·纳罗尔公开发表了第一个社会发展的现代指数，他也给自己所提出的三个参数平均分配分数，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没有理由给其中哪个更多的分值比重”。那听起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们确实有理由给参数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么理由在计算社会发展时给予其中某个特征更大比重，我们也没有根据去假设这些砝码在15000多年里始终有效，或是对东西方同样适用。

给2000年的每个参数设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后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了，那就是决定如何给东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打分。对于计算的具体步骤我就不赘述了（本书结尾将总结附录中的数据和一些主要难点，网上也公布了完整的解释说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快速浏览一下准备过程，把步骤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您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略过这一节。）

城市化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特征了，不过这个参数也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是定义方面：城市化到底是指什么？有的社会科学家将其定义为居住地达到一定规模的人口比例（例如1万人）；也有的认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档次的人口分布，从城市到村庄；还有一些人觉得，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社区的平均大小。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运用到我们研究的整段时期却很困难，因为证据的性质一直在改变。我决定使用一个较为简单的参数：每个时期东西方社会已知的最大居住地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