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第7/12页）

纳罗尔将目光落在3个特性上：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该社会子群的数量。在调查了各种各样的定义问题和方法问题后，他对这3个特点进行了量化，将结果转换为标准格式，生成了一种“社会发展指数”，以63分为最高分数。在他的分数表上，以12分垫底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Yahgan），就是在1832年令来访的达尔文惊叹为“生存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低的进化状态”的那群人；高居榜首的是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Aztecs），为58分。

几年后，当时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提出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建立指数的方法。卡内罗像帕森斯一样，也对下面这个问题感兴趣：所有社会在从一级复杂/分化水平提高到另一级时，是否都必须具备“进化的共性”（卡内罗称之为“功能性先决条件”）？他从社会心理学家们那里借来了量表分析技术，继而寻找起“具备下列特点的特性：（1）这些特性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程度比它们未出现时提高；（2）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很可能保留下来，即使不是无限期地保留下来，至少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下来”。

卡内罗挑选了8个这样的特性（石建筑、政治状况、金属矿石冶炼、社会分级、织布机纺织、酿酒、陶器、农业），根据其有/无而打分，而不是像纳罗尔那样赋予数值。随后，他挑选了9个南美洲社会，将它们排列在一张他称之为“量表”的表中（见表1.1）。

卡内罗称，量表使他不仅能给这9个社会的复杂性评分，从0分（又是19世纪的雅甘人）到9分（15世纪的印加人），也使他可以证明这8个特性全部都是功能性先决条件，即“x必然优先于y，也就是说，如果没有x的预先存在，y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卡内罗根据史实，检验了他的关于古代近东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出现上述特性的顺序的指数，声称自己的方法可以自夸为高于0.90的“复制系数”。

表1.1卡内罗的量表，显示了南美洲9个社会中8个选定的文化特性的有（+）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