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第9/21页）

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议郎、中谒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黄门、黄门侍郎、中黄门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上文第一大段，其格式与《二年律令·秩律》非常相似，应系律令性质的文件。我们暂时推断为建武《禄秩令》(53)。这一段所记的主要是王侯、文官与军吏的秩级。第二段更引人注目。“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皆二千石……”一句以下所列的官职，显然是被王朝看作王侯、文官与军吏之外的特殊职类的。而这些职类，恰好不见于《二年律令·秩律》。这些职类大多是“比秩”，即令在《东观书》中已非“比秩”了，往往也能找到其他证据，证明其曾为“比秩”，详见本编第五、六章的考证。尤其是段首有“而有秩者”四字，那提法很不寻常。为什么要特标“而有秩者”呢？我认为，那就反映了它们曾经无秩、是在后来才获得秩级的。其最初所获之秩，应即“比秩”。在《二年律令·秩律》中恰好就没有这部分官职，就是证据；在吕后二年之时，上述职类还没有秩级呢。也许有人又会猜想，是否《二年律令·秩律》中也有类似一段，但出土竹简中未见呢？当然不能绝对排除这个可能性，不过若结合前面七个证据综合评断，那种可能性就非常之小。

以上八个理由若单举其一，或许还难以服人；但当那八点构成了一个证据链，具有了刑侦学所谓的“证据的连锁性”、全都指向同一目标的时候，我们便可锁定如下事实：中郎、郎中、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太子骖乘、太子舍人及中大夫、郎骑等，最初都无禄秩。后来在某个时候，他们开始“比吏食俸”；再后，这“比”的方法逐渐凝固为秩级，变成“比秩”了。由此看来，“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温床。

三　《二年律令》中的“吏”与“宦”：两大职类

我们判断，“宦皇帝者”就是中大夫、郎官、舍人等侍从之官，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并因此而与作为“事皇帝者”的“吏”两分；并以八个证据，论证了“宦皇帝者”与“吏”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吏”有禄秩而“宦皇帝者”无禄秩。下面围绕《二年律令》，继续论证秦汉的这种特殊职类管理制度，即“宦、吏两分”制度的存在。

《秩律》中虽没有“比秩”，但其他律文中，却能看到出于某种必要而与禄秩相比的办法。比方说《赐律》：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第31页第291、292、293简，第173页释文）

赏赐等级是按禄秩级差确定的，那么赏赐无秩者怎么办呢？用“比”的办法。在上文中，“不为吏及宦皇帝者”的赏赐以爵为比。“不为吏者”无秩，让他们以爵为比是很好理解的；而“宦皇帝者”也是官儿，为什么也依爵不依秩呢？这就回到前边的论点上去了：“宦皇帝者”无秩，照例应依他们的爵位高低行赏。赏赐时“宦皇帝者”跟“不为吏”者同案处理，可见“宦皇帝者”被认为跟“不为吏”相近，不被朝廷视之为“吏”。

《赐律》还有这么一条：

吏官庳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第31页第294简，第173页释文）

这条材料上文不明，弄不清楚是赐什么的规定；但总归能够看到，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况下，朝廷允许“吏”以己之爵，比于“宦皇帝者”之爵，却不是比于“宦皇帝者”之秩。这再度说明“宦皇帝者”有爵无秩，所以想比其秩也没法儿比。我想这是一种“秩—爵—秩”的绕弯子“比”法：先由“吏”之爵比于“宦皇帝者”之爵；再用爵、秩相比，“比”于某级之秩。比方说有一位三百石之“吏”，他拥有五大夫之爵，那么在确定其受赐数量时，应先比于“宦皇帝者”的五大夫，再遵循《赐律》“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条文，按八百石受赐——又“比”回到“秩”这边儿来了。这样，这位三百石吏就可以得到相当于八百石吏的赏赐了。这是就高不就低的意思，免得高爵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