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第6/21页）

由此我推测，六百石的“长信谒者”是长信谒者长，千石的“长信谒者”是长信谒者令。一般情况是称“令”者六百石，称“长”者五百、三百石，但由于长信系统的特殊地位，长信宫的令、长比一般的令、长秩级高一头。总之，《秩律》中虽有同名官职，但它们秩级不同，应系一令一长，或一监一长。无论如何，《秩律》中六百石的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都是谒者的长官，长官有秩而其部属谒者无秩，正如中大夫令、郎中令有秩，而中大夫、郎中无秩一样。

认为“宦皇帝者”没有禄秩的第二个证据，是其爵赏的样式。对参与刘邦丧事的“吏”，汉惠帝按禄秩高下给赏钱；而对“宦皇帝者”，则是晋爵加赐钱。这个差别不能忽略了。为什么对后者要采用晋爵方式呢？是因为这些人没禄秩，“爵”是其身份标尺，晋爵是其提高位阶的方式。好並隆司曾把惠帝诏中的中郎、郎中依据服务年限而晋升爵级的规定，理解为“代替了依军功而授爵的文官的年功序列方式”(33)。这说法并不妥当：这些人并不属于文职官吏序列，或说并不是“吏”，而是“宦皇帝者”。

随后是第三个证据，就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宦及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有先生认为这一条文“指涉‘宦’、‘知于王’和‘六百石吏以上’三类人。‘宦’之原意如裘先生指出乃臣仆之属；‘知于王者’虽不排除外官，似以与王较接近的近臣较有机会。‘六百石吏以上’则应是指‘宦’和‘知于王’之外，也就是内廷之外，其他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了。”(34)在这解释之中，“宦”与“知于王”是两回事。但这个意见，与《汉书·惠帝纪》的“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的提法不兼容；《惠帝纪》“宦皇帝而知名者”一语，是很难断为“宦者”和“皇帝知名者”两项的。我想，“宦及知于王”或“宦皇帝而知名”，就是做侍从赢得了帝王欢心、从而给予“显大夫”待遇的意思。明人邱濬把它释为“仕宦而皇帝知其名”(35)。邱濬这话，若把“仕”字去掉则其言无误。也就是说，对《法律答问》与汉惠帝诏所涉爵、吏、宦三种身份的高下，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而这说明什么呢？不就说明“宦皇帝”最初无秩级吗？若其有秩级，就该像“吏”那样，使用“若干石以上（或以下）宦皇帝者”来区分高下了；但他们是君主私属，没有秩级，其与王或皇帝的关系是很个人化的，所以另用王或皇帝是否“知其名”来区分高下。

认为“宦皇帝者无秩”的第四个证据，涉及了“比秩”问题。《二年律令·秩律》中没有带“比”字的秩级，这一点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就意味着“比秩”是较晚时候，即《秩律》之后才形成的，此前还没“比秩”呢。汉代的官阶为什么有“比秩”，这事一直没人留意。现在转机来了，“宦皇帝”的考察，令“比秩”问题凸显出来。请注意这一重要事实：属于“宦皇帝者”的中大夫、中郎、郎中、谒者、舍人等官，在后来都是“比秩”。请看：

中大夫：更名光禄大夫后，秩比二千石；

谒者：秩比六百石；

中郎：秩比六百石；

侍郎：秩比四百石；

郎中：秩比三百石(36)、比二百石(37)；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

太子庶子：比四百石；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38)。

大夫、郎官、洗马、舍人等官既不见于《二年律令·秩律》，后来恰好又都被安排在“比秩”，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想不是，这两个事实之间必有内在联系，交互印证了“宦皇帝者”曾经无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