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汉郡国官的秩级相对下降（第9/14页）

无论如何，东汉初河南尹秩中二千石，三辅秩二千石，应无大误。三辅只因为已非京畿，就丧失了“中二千石”的地位，同于列郡了。

从《二年律令》看，秦与汉初，县因大小而有不同秩级，而郡只二千石一秩。汉元帝前后，大小郡一度秩级有异，诸郡的等级管理一度趋繁。到了东汉，除了河南尹外，诸郡再次统一为二千石，简化了。当然这不等于东汉列郡就没高下之别了。曹魏“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33)，则曹魏郡、县各有剧、中、平三等，我想那三等之法上承东汉，东汉在选任州郡县长官时，使用“剧”的概念；进而西汉郡县，已有剧、平之别了(34)。就是说，西汉列郡既有秩级之别，又有剧、平之别。而东汉诸郡秩级无别，但仍有剧、平之别。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后汉书》列传所见东汉137名守相，迁河南尹者5人，此外守相换迁者49人(35)。所谓“换迁”，即如苏章以冀州刺史“换为并州刺史”，第五种以高密侯相“以能换为卫相”之类(36)。东汉守相的换迁频繁，大约以剧、中、平为依据的。即，以“平”迁“中”，以“中”迁“剧”。

一般来说，各郡县的户口、幅员、地理位置及经济条件，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地方官的等级管理，比中央官要复杂一些。对这问题，历代王朝的处理不一。梁武帝在十八班外另行制定郡守十班、县七班，而州有六等，是一种做法。北齐刺史、太守、县令都各有上上到下下九等，其俸禄、白直及所配置的属官，均有细密的规定(37)。参看下表：

明朝府县的品级安排，同于汉郡而不同于汉县。即，在官品上府县长官无别，但府县本身有等级。府设知府1员，正四品；同知1员，正五品，通判1员，正六品；同时府有三等：上府税粮额在20万石以上，中府税粮额在10—20万石之间，下府税粮额在10万石以下。县与此类似，知县1人，正七品；然而县有上中下之分，上县税粮额在6—10万石之间，中县税粮额在3—6万石之间，下县税粮额在3万石以下(38)。清朝的府州县，以“冲、繁、疲、难”4项标准区分简繁，进而将之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4等。新选知县一般只授“简缺”或“中缺”，然后再转“要缺”和“最要缺”(39)。清朝的省事实上也有简繁之别，比方有可能山东为“繁”，安徽为“简”。《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八回：“原来此时做安徽巡抚的，姓蒋，号愚斋，本贯四川人氏。先做过一任山东巡抚，上年春天才调过来的。由山东调安徽，乃是以繁调简，蒋中丞心上本来不甚高兴……”

汉元帝时过于复杂的诸郡分等之法，汉成帝之后就逐渐废止了，应是出自简化等级的原因。那样可以使大郡守、小郡守在报酬、特权、礼遇上享受同等待遇。而汉县始终有秩级之别，也可能造成待遇上的不平衡。例如汉代六百石官员犯罪有“先请”制度，这被认为是一项法律特权。但同为县级长官，六百石以上的县令、国相有此特权，四百石、三百石的县长、国相就没有，似乎就有一定的不平衡。所以后来光武帝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40)特别给予四百石、三百石长、相以“先请”权，好让县令与县长的法律待遇平衡一些。这已超出了本章论题，兹不详论。总之，汉元帝时大郡守地位一度上升，在总体上不影响“列郡秩级相对下降”的判断。

五　郡县诸官属和诸县的秩级下降

郡县其他官职和县级长官，也经历过上述变化，即在级别上与中央同类官职的差距，由较小到拉大。详下。

《二年律令·秩律》中，郡守与御史大夫、诸卿同秩二千石，那么这时列郡的官属与中央同类官职的秩级，大概相去不远。《秩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