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第4/12页）

汉初郎官是没有秩级的，郎官的命名主要以职事为别。但后来情况变了，郎官不但通过“比”而拥有了秩级，而且还分成比六百石的中郎、比四百石的侍郎、比三百石及比二百石的郎中。这时的中郎、侍郎、郎中，已是郎官的等级之称了。“中郎”本来相对于“外郎”而言，是郎官的一类，后来则是郎官的一级了。本书上编第四章曾指出，汉朝冠服体制的特点是“自然分类”与“职事分类”两点，其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世，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世；但后来，冠服的“级别分等”的分量就逐渐加重了。而这与汉代郎官的分等分类变化相映成趣：汉初郎官恰好以“职事分类”为主，后来“级别分等”的分量重起来了。

文武分途造成了军职、吏职间的一度疏离，但因“比秩”的使用，文武职类间的常规性迁转，变得便利了。文学之官也是如此。如掌故有比二百石、比百石两种，文学为比百石之官，他们可以迁为二百石、百石卒史，由文学而吏职，其迁转层次一目了然。西汉中期规定“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5)这就为博士开拓了由经师而吏职的通道，由此博士之官不再是行政体制的“外在”部分了，这时“比秩”就为之搭建了秩级的桥梁：博士比六百石，而尚书六百石，刺史六百石，诸侯太傅二千石。汉武帝兴儒学，贤良、明经、秀才、孝廉等科目，发展为面向士人的品位。而这个变化，又是以“儒”与“吏”的融合或趋同为前提的。

由此，这样一个进程就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了：转型期波荡不定的各种人群和官职，通过各种分等和分类措施，在相关职类和级别上逐渐各得其所，彼此的对应、链接与配合关系日益精致起来了。供职于王朝的各色人物，其一体化和同质性提高了，他们都作为王朝吏员而活动着。《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都是“吏员”，同样用行政手段管理，同样以秩级确定其级别待遇，按同样的规则在不同职类间对流和升降。

再来看二十等爵的边缘化和禄秩的中心化。在秦与汉初一段时间中，爵、秩比肩并立。那时还能看到“爵重于官”的情况，臣吏若有几种头衔，习惯上先列爵位、后列官职。周朝“爵本位”依然显示着强大影响：“爵”是人在社会上的立身之本，“秩”只是给君主当差时领的工钱。不过随光阴流逝，爵级、禄秩就不再比肩并立了，二十等爵逐渐变成旁枝，“秩”成了等级秩序的主干。

究其原因，第一个是政治性的：在新兴帝国之中，官吏才是大政承担者和权势操持者，行政级别逐渐主导了社会身份，与权责、资格无干的“爵”不可能抗衡“官本位”。封侯者还算位望较高，一般的有爵无官者虽比平头百姓尊贵，但其权势就没法儿跟在职官吏比了。第二个是社会性的。周朝“爵本位”的基础是身份的凝固不变，战国秦汉却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财富、权势全都变动不居，对官僚实行选贤任能，奖黜分明。汉初依爵而授田宅，爵位较高则占有的土地额度较大；但在土地频繁转移与爵位频繁升降的情况下，依爵占田之制必将成为一纸空文。二十等爵同时用于维系身份和行政激励，可这二者又是矛盾的：袭爵制度造成了特权的凝滞，而与官职、秩级相关的特权却是频繁转移的。二十等爵维持身份体系的能力，在官僚制时代是打了折扣的。

“爵”越来越轻、“官”越来越重，经常性的赐爵卖爵使爵级越来越滥，除列侯、关内侯保持了较大含金量外，十八级以下爵级一天天缩水贬值。从“品秩要素”看，虽然特权从“爵”转移到“秩”的情况在汉代似不明显，但“任子”权依秩级而定，“先请”权依秩级而定，二者不依爵级；先秦车舆依爵级(6)，汉代车舆等级依秩级(7)，服饰也依秩级而定。到东汉末就落到了这个境地：“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8)禄秩越长越高、越长越粗，成了帝国等级制的粗壮主干；“爵”相形见绌，看上去只是主干上的旁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