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5/26页）

第二是魏晋以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规定，由“中正”之官根据德才，把士人品评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通常要任以名士，品评标准也是“士人化”的，而这就意味着，中正品是一种偏向士人、偏向名士的品位安排。非士人者是难以获得中正品的，他们就只好去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职，或者军职了。南朝还有明确的“二品士门”、“吏门”和“役门”概念。“役门”是编户，“吏门”就是中正品太低、只能充任低级吏职的人。“士、吏有别”之制，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中正人选用名士、中正品评称“清议”，都是受了汉末士林品题的影响；而汉末士林品题对王朝选官的影响，其所造成的“吏”的仕途阻隔，已见前论。中正制维护了门阀选官特权，这一点已是学者共识。也就是说，九品中正制是一个具有阶层针对性的制度，那个阶层就是文化士族。

而且中正制度还以一种特殊形式，强化了对士子的身份管理，那就是“王官司徒吏”制度。对这一点，研究中正制的人很少言及。司徒府负责中正品评，得到其品评的士子由此拥有了选举资格，就成为“司徒吏”。曹魏正始年间，“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38)。“王官”是郎官，属散官，他们和“司徒吏”都处在候选状态，并不在职；但因他们已得到中正品评，所以就进入中央人事管理的范畴，不属地方了(39)。司徒吏被免除了编户所负担的征役(40)，但要“应给职使”，即承担某些定期职役和临时差使(41)。西晋拥有中正品的司徒吏，大概也在两三万人以上(42)。可见九品中正制以“司徒吏”的方式，赋予“学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会政治地位。汉末士人的居位资格还只是潜在的，或说惯例性质的，中正制则使之更为制度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司徒吏”这个人群，与历史后期的举子、生员人群，具有类似的身份。

第三是选官论“清浊”的制度。朝廷的官职被分为“清官”和“浊官”，文化士族只任“清官”，或只从“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只能任“浊官”了。清浊制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进一步发展。“清”这个概念，本是个用以描述与士人相关的事象的用语，如士人的节操称“清节”，士人的才华称“清才”。在中古时代，“清族”、“清华”被用于特指士族门第。所谓“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这反过来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们的特权性起家官偏重于文翰。

第四是南北朝时形成的“流内流外”制度。九品中正制本来有9个等级，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的品第，中正二品以上官是士族所做的官。而北魏孝文帝很有创意，他把中正品三至九品7个等级，转化为官品中的流外七品了，“流外”制度由此而生。比如，某官原先由中正三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一品；某官原先由中正四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二品……；至于此前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则留在官品九品之内。这样，流内九品面向士人，流外七品面向吏员的体制，就正式出现了。孝文帝说得非常清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43)流内流外之别，就是“君子”、“小人”之别。梁武帝稍后也实行官品改革，设十八班和七班，中正二品以上的人和官职置于十八班，七班是“位不登二品”的寒人寒官。北齐把流外七品增加到流外九品，其制为隋唐所沿用。可见，中国官阶史上的流内流外之制，其实是从九品官人法脱胎而来的；流内流外之间的那道鸿沟，发源于中正品二品与中正三品间的那道鸿沟，“士门”与“吏门”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