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10/21页）

“比秩”是“宦皇帝”等级管理的最有特色之处，是“非吏”职类的等级标志。“宦皇帝”最初没俸禄，所以也没有秩级。他们不算朝臣的，只是“左右”(71)。后来“宦皇帝”制度的“公”的色彩浓厚起来了，逐渐与官僚体制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官僚主要来源，不止是皇帝私人了。于是，皇帝让他们“比吏食俸”。“比吏食俸”做法的固定化，就形成了“比秩”。史书所见，最早的“比秩”出现在汉景帝、汉武帝时。

“比秩”与“正秩”是交错配合的。求“宦”就是为了求“仕”。在制度上也是这么安排的。“比秩”与“正秩”的交错排列，就构成了“宦”与“仕”之间、散官与职事官之间一种特别的调节手段。以郎官为例：

比三百石的郎中，外补三百石县长，恰升一阶；

比四百石的侍郎，外补比四百石县长，恰升一阶；

比六百石的中郎，外补六百石县令，恰升一阶。

比三百石之秩与三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比四百石之秩与四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比六百石之秩与六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而其间正、比之别，首先可以显示“非吏”、没有行政职能的郎官，比同一层次的吏略低；进而可使“比秩”的郎官在“补吏”之时，恰升一阶。又，汉代官制，“正任”与“试守”有别。官僚任职的第一年属于“试守”，或说处于试用期，其时不能拿全俸。而试守时官僚的官阶与俸禄，就是“比秩”。那么汉代选官的一个微妙之处：“比秩”既保证了由“宦”而“吏”时迁升一阶，又把“试守”与正任区分开来，从而使升迁成为一个连贯有序的仕途。此外，列在“比秩”的诸大夫及掾属们在迁任为“吏”，其官阶变化遵循同样规律，即保证其恰升一阶。

当然，列在“比秩”的不止是“宦皇帝者”。对汉代采用“比秩”的各色官职加以搜罗排比，可以发现文学之官、军官和掾属，也属“比秩”。从而进一步印证我们的论断：“比秩与职类相关”或“比秩有区分职类的功能”的论断。

文学之官指的是博士、文学、掌故等等，其所以列在“比秩”，显然也是因为他们的“非吏”性质。学者说博士制度与先秦“稷下学宫”的“列大夫”有渊源关系。而稷下“列大夫”的特点是“不治而议论”，“不治”就是不在行政系统之内。

军官之为“比秩”，在于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各成系统，军官不是行政官员，或说是“军吏”而不是“文吏”。可以借助印绶制度来观察这个问题。汉制，有职事者有印绶，无职事者无印绶。大夫、博士、谒者、郎官、文学无日常行政职事，所以没有印绶。然而军官却是有印绶的。战国以降文武分途，军官、军吏自成系统了。军官本以军职与军爵确认身份级别，但文武官之间的待遇和级别的比较，以及文武间的迁转，王朝逐渐觉得有必要在一元化的秩级框架下加以处理，出于这种需要，王朝把军官安排于“比秩”之上。可见汉代的“比秩”确实很特别，它确有区分职类的功能，从而与后代的正品、从品不同了。既有印绶、又用“比秩”，就成了汉代军官等级管理的重要特色。请看下表：将印绶与“比秩”综合考虑，则汉代官吏是分成三大部分的：行政官吏用“正秩”、有印绶；军官用“比秩”、有印绶；“宦皇帝者”及文学之官用“比秩”、无印绶。

战国秦汉间行政体制之最大进步，就是官僚政治的发展和新式吏员的崛起。这在等级管理上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针对新式吏员的、作为“吏禄”的禄秩，变成了百官的等级尺度。对“比秩”的揭示，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论。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中官员是分为“吏”和“非吏”两大块的。前一块属于官僚行政的范畴，展示了“公”的明亮光彩；后一块却是“非吏”的传统巢穴，其中名为“宦皇帝”的人群保留了浓重的“私”的气味，那是个人忠诚和人身依附的空间。前一块用禄秩手段管理，后一块不用禄秩手段管理。随着秦汉政治体制发展，早先不被视为“吏”，而是君主私属的“宦皇帝者”，逐渐地“比吏食俸”了，并通过“比秩”，而被纳入了新式等级管理的范畴。“吏禄”的亮光，照进了那个私人化的领地。新式吏员的管理手段，在向“非吏”职类渗透扩张，扩张到了“宦皇帝者”，扩张到了文学之官，扩张到了军官。那么战国秦汉间禄秩的发展，除了表现在其“纵向伸展”之外，还表现在其“横向扩张”之上。禄秩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交织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