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22/31页）

占田和减刑，是官僚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特权和法律特权；而在秦汉之间，它们配置在爵级而非秩级之上。各种特权待遇在爵、秩两方的配置及变化，顾江龙君也有不少考察，兹不详论。之所以配置在爵级上的特权相对较重、配置在禄秩上的特权相对较轻，也要从二者的来源上加以理解。禄秩源于胥吏“稍食”，而在周朝，有爵就有贵族特权，无爵的胥吏则是一个很卑微的层次。在那时候，占有一块土地、管着若干人，才是地位和身份的标志；而做吏、做家臣，等于是自己没地可食、没人可管，只好到别人家当差混饭，跟臣妾差不多少。直到汉代，那种观念仍然残留着，所以官僚“因功封爵”没什么问题，但“以爵为吏”就不合古义了，等于让贵族去做臣妾了；所以依爵占田、依爵免罪没什么问题，但依秩占田、依秩免罪就本末倒置了，等于拿臣妾当贵族了。

至于平民拥有“公士”以上爵，其实也与周代政治传统有关。周代“士”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军士。“士”本指成年男子，故“士女”可以并称。部族时代全民皆兵，成年男子作为“国人”都要执干戈而卫社稷，因而称“士”，当军士；非统治部族的男子则另为“野人”，只承担农耕但不能成为正式战士。《国语》中的“士乡”、“农乡”，也就是“国”、“野”之别，“士乡”之“士”就是国人、军士(111)。又十六国的若干政权，以统治部族的成员为“国人”，组成国人武装，专事战射，而以其他民族成员从事农耕(112)，与周代国人制度也是很相似的。在国野制度下，“士”是高于野人的一个身份。而二十等爵的“公士”爵号，我们认为来自国人做军士的制度。“军士”虽非爵号，却是高于野人、高于未服军役者的正式身份，后来就在二十等爵制中化为爵号了。卫宏《汉旧仪》释“公士”：“赐一爵为公士，谓为国君列士也。”“国君列士”即军士。魏人刘劭《爵制》释公士：“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又不更：“不复与凡更卒同也”。“不更”的爵号，既是一种军士等级，也是相对于“凡更卒”而言的。颜师古释“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113)“不豫更卒之事”是说只任军士，不承担其他更卒义务了。那么秦汉赐民爵，其实也与周朝身份传统有关。汉代不计功勋的赐民爵，很像是一种赋予国人身份的做法。

总之，二十等爵的直接来源是军职，其功绩制性质是对周爵的重大突破；但军职经“品位化”而变成了“爵”，并一度成为一种确认身份的手段，又在宏观上显示了周朝“爵本位”传统的历史惯性。在战国秦汉，王朝依然习惯于用“爵”来确认社会身份，官僚吏民对把待遇配置于“爵”做法依然喜闻乐见，认为理所当然。依爵占田、依爵赎罪，把众多礼遇配置于“爵”上，以及把“爵”视为最大荣耀的社会观念，都是周爵的余绪。以“爵”安排身份，就是以一种“拟贵族”的方式安排身份。甚至在整个传统中国，“爵”的荣耀都是一种贵族式的荣耀，秦汉去周未远，那种荣耀就特别夺目。

就品位结构而言，汉帝国的等级秩序就可以分成两块儿。第一块儿是“爵”，即二十等爵和封爵发挥作用的范围。对官僚来说，无论因功封侯晋爵，或通过“赐官爵”而晋爵，都等于拿到了贵族俱乐部的会员卡，成了帝国公司的股东了，享有多种特权礼遇，拥有了比拟贵族的荣耀，祭祀时还可以戴刘家的竹皮冠(114)。而对编户来说，赐民爵则是调整身份的良机，得爵就得到了与“国人”类似的身份；因若干年一次的赐爵而提高爵位，意味着成为国人的年头越久身份就越高、可享有的权益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