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21/31页）

2.《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地皇元年（21年）七月：是月，大雨六十余日。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

由此人们再次看到，赐爵、补郎、补吏、增秩，是与“入谷”、“入米”相关的。对此类贡献的奖励，第一是“赐直”，第二是“赐爵”，第三是“补郎”或“补吏”（已为吏者则“迁等”）；而这跟《墨子·号令》提到的“赐赏”、“赐爵”、“欲为吏者许之”三项，显有渊源关系，系战国秦汉以来的习惯做法。上引第1条永始二年的材料中，“民补郎”似与“五大夫”相关；第2条地皇元年的材料中，民“为郎”与郎吏“赐爵”无关(93)。到了东汉，入钱入谷补吏赐爵逐渐被视为卖官鬻爵了(94)，反映了随官僚政治的发展，观念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汉代依爵补吏之事，几乎都发生在卖爵的场合，这足以否定如是论断：二十等爵本身是居官的条件，爵构成了官资。

朱绍侯先生看到：“研究汉代爵级与官级的对比关系，很难找到具体的标准根据”(95)；于振波君分析燧长、候长和戍卒的爵位之后，认为不存在“什么级别的官吏与哪一级爵位相配”的制度(96)。西嶋定生也认为，“不可能按照爵级赐与来显示官爵的授与及其晋升。”(97)。唐人杜佑已经指出：“二汉并有秦二十等爵，然以为功劳之赏，非恒秩也。”(98)清人钱大昕亦云：“爵虽高，初无职事，非有治民之责也。官有定员，而爵无定员，故云：‘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盖假以虚名，未尝列于仕籍。”(99)因爵非官资，所以爵级与秩级间在官资上并无对应关系。高敏先生也这样说：“官与爵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了。”(100)

跟后代加以比较，情况就更清楚了。首先，在魏晋官品体制下，各级爵号置于各级官品之中，与职事官、散官、军号等同列，从而一体化了。进而，两晋以下以爵位起家之制逐渐发展起来：“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101)；北魏宣武帝为五等爵拥有者制订了起家“选式”(102)；唐制，“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103)。简言之，晋以下“资格”要素被配置于爵级之上，可以依爵起家了。在这时候“资格”就作为纽带，把爵级和品级联结在一起了。反观秦汉，爵级与秩级间并无这样一条纽带，爵级与秩级是“疏离”的。这种“二元性”，我们看成是秦汉帝国品位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

沿着“品秩要素配置”的思路，继续比较爵、秩两方的待遇配置。这时人们还能看到，秦汉辐辏在爵级上的特权与待遇，明显优于后代。首先是秦爵与汉爵的经济待遇比后代优厚，对此我以往曾有阐述(104)。此外后代很多附丽于官品的待遇，在秦汉时是附丽于爵的。为此再略举两端。

第一，依官阶授田还是依爵级授田。西晋占田制，“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105)；唐朝均田制下，官僚占有永业田的特权依官品而定，封爵的永业田与官品不过略有参差，而且授田时爵与官不并给，只能取其多者。秦汉的授田或名田则与秩级无关，而是以爵为准的。其具体规定，可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106)。而且，汉初第7级爵七大夫（即公大夫）以上即有食邑(107)。汉武帝时，除列侯、关内侯食邑之外，至少第15级爵少上造以上仍可食邑(108)。依爵级授田或占田，应视作周制的历史影响，周朝的“爵禄”是体现在土地人民的直接占有之上的。

第二，用官阶减刑还是用爵级减刑。南北朝唐宋实行“官当”制度，就是用官阶减刑。秦汉的官贵则不能用秩级赎罪，而是用爵级赎罪的。《商君书·境内》：“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者，有罪，各尽其刑。”《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晁错：“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此外，秦爵可以用来赎出隶臣妾，见云梦睡虎地秦《军爵律》。由《二年律令·钱律》等所见，汉初也可以用军功爵减刑免罪，一级爵位可免死罪一人，或免除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为庶人。朱绍侯先生因云：“一级爵位竟有这么大的作用，显示出军功爵在当时确有非凡的价值。”(109)爵可以免赎刑徒，其实也跟周制相关，周朝“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