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第15/21页）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家的“另一面”渐渐显露，让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得不重新判断。

虽然相隔遥远，声息不通，中国和希腊这两大文明的早期历史脉动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同步性。正如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一样，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希腊和中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改革时代。在管仲、李悝、赵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时，在遥远的古希腊，梭伦、克利斯提尼、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也传递着改革的接力棒。这两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促使两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两大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影响却是完全相反的。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处于内战的边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希腊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于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所把持，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农民们不断沦为赤贫，成为奴隶。旧有道德规范失效，人欲横流，公平正义受到毫不留情的践踏。

那个时候，希腊社会实行债务奴隶制。一旦农民们还不起债，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还给债主，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债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变卖为奴。一位夸张的历史记录者说，“所有的平民都欠了富人的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共同推举梭伦作为雅典的执政官，希望这个素称聪明能干的人能把雅典引出危机。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大步登上讲坛，高声宣读起一条影响后世至深至远的法令：“解负令”。梭伦宣布，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恢复公民身份；所有债契全部废除，“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欣喜若狂，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所笼罩。那些贵族地主和富商虽然面露不满，但是他们也明智地认识到，这是解决雅典国家面临危机、防止国家分裂和陷入混乱的唯一办法。以后的历史表明，梭伦的这个果断、严厉的改革措施不但拯救了危机中的雅典，也为雅典今后的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向民主、稳定、繁荣的大道。在梭伦改革后，大批奴隶获得了解放，雅典公民不再担心自己会因为贫穷而失去人身权利，希腊政治文明获得了飞跃式成长。

梭伦改革也是人类史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他认为，把一个公民降为奴隶，是野蛮的和不人道的。指导梭伦改革的原则是“公正”与“平等”。他说：“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历史学家评论说：“（梭伦改革）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尔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高三丈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