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第14/21页）
而希腊的哲学家大都保持着伟大的谦逊，当别人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懂得最多的人的时候，他却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解释这句话说：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知识，其实并没有知识，而我却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正是在这点上，可以说我比他们更为智慧。
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认识到理性能够突破人的狭隘和愚昧，认识到反思能够促使人修正错误，不断向完美前进。这正是西方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四节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约一百年，就由商鞅变法奠定了。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孔子的方案是全面复古，让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条局面。这种逆向操作显然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梦想，所以，虽然他跑遍各国，“干七十余君”，却仍然“莫能用”。
老子的方案更为荒诞。他希望“绝圣弃智”，放弃所有的文明成果，返归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重新过起蒙昧的生活。这个方案更缺乏可操作性。
更多的人想到用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大动荡打破了人们对祖先、鬼神、传统的迷信。法家改革派应运而生。他们针对西周大一统专制的缺点，提出了最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我对韩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高三语文课本中那一篇《五蠹》，观念新颖、语言泼辣、逻辑严谨，一下子就征服了十七岁的我。韩非子的思想显得那样“现代”和“进步”：上古、中古、今世，世界不断变化，政治自然需要改革。“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从此，韩非子就以一个思想大胆、开阔、有力的思想家形象映入我的脑海。
而在此之前，初中历史课本就已经奠定了我对商鞅的敬仰之情。还记得教学辅导书中规定的学习商鞅变法的目的：“学习改革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崇高的品格，增强对社会的历史责任感；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我的最初印象里，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改革家，都是一群忧国忧民、为民请命、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的“民族脊梁”。正是他们的大胆举动，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是啊，即使是现在重翻战国改革的史料，一股排山倒海、横扫一切的气势仍然扑面而来。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改革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李悝在魏国，赵烈侯在赵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接连兴起改革大潮。各国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内政外交。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引领风骚的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一部战国史就是争与变的历史。“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样痛快爽直的语言一破有史以来中国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训的迂腐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改革者张扬自我的作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为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增添了许多亮色。应该说，战国时期的改革大潮催生出许多“现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