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22/26页）

历史学家们确信，多瑞安人的入侵导致的海外移民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在多瑞安人入侵结束之后很久，已经独立的希腊人在城邦人口过剩的压力下，仍然长期地继续着他们变得轻车熟路的海外殖民活动。例如，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的铁拉岛大旱，7年无雨，居民被迫抽签从两兄弟中选出一人到今天北非利比亚的库列捏去殖民。在几百年的时间之内，爱琴海附近甚至更远一些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许多希腊移民的城邦。

这种海外殖民大大动摇了希腊社会的原有基础，促进了希腊人个人主义的觉醒。脱离了家族控制的自由人聚集到一起，每个人都不再有特权，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独立身份。人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发展起来了。人们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可逆的，人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在新的海外殖民地，人们不再以氏族为划分，而是以财产为划分。“氏族”退化成了贵族标榜自己血统高贵的符号。“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这些因财富而有势力的贵族意识到有必要共同约定一个大家遵守的条约，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有必要选举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在这个逻辑基础上，海外城邦的“贵族民主制”产生了。

促使希腊人之间的关系从血缘到契约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在文明之初，希腊的商业就很发达。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殖民的兴起，海上贸易越来越成为希腊经济的命脉。殖民地用船将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以葡萄树和橄榄树种植为主的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贸易对制造业的促进也很大，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更远内地，如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挖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是前所未有的。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使人们远离血缘关系对人的控制。“商品生活和贸易首先要求人们广泛的个人自由，摆脱了人们对血缘的人身依附，同时，贸易的流动性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所需的长期定居的稳定性。其次，商品生产和贸易最基本的原则是公平贸易，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最后，商品生产和贸易同个人财产私有制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工商业社会所必需的。财产的私有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的经济基础。”（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被从氏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希腊人迅速焕发出难以想象的生机与活力。挣脱了血族脐带的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与美。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祖先和鬼神，不再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那些暴虐的统治者，不再把自己的个性隐藏在集体主义的统一步伐之下。他们享受现世，享受人生，享受自己的活力、创造带来的乐趣。在希腊，诞生了其他地方没有的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个人的体力成就的崇尚，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对个体英雄的崇拜。人们对传统的一切不再迷信，“旧的基石经过检验，其中多被推翻。否定的精神在国土上广泛传布”。该时代被学者定义为启蒙时代。在这里，“新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会鼓舞个人主义的滋长。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求解脱，而不依赖旧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