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之家（第4/5页）

岳父后来当了副师长。至今见面还要打敬礼的那个老团长，他磕碰的脚跟很容易将人唤回战争年代。只不过在这个客厅里，那举起的右手和尽量挺直的瘦削身躯或多或少有点不谐调。

岳父入伍第一年就成为一支游击队的班长。游击队是从第一支队分出的。这支队伍在东部山区活动了三个年头，是在最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成长壮大的。后来队伍南下，他又成为副团长、某个纵队的政委，诸如此类。岁月如梭，而今，他常常为好久没能回到那片大山而生出长长的叹息。岳母也说：“也该回去看看了。”

话是这样讲，其实他们真要出城已经很难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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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次他们真的动身了。那是一个老干部参观团，行走路线早已定好，要一路参观一些企业和古迹。这一次虽然也去了东部平原和山区，却很难有机会把大轿车开进当年洒血淌汗的那些山隙里去。岳父归来时垂头丧气：“就连当年的村子也没好好看一眼，这算什么！”

我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他只是叹气，没有回答。

只要一谈起那片大山，他就表现得一往情深。他可以放下一切话题和手头的事情，不安地抚着胸部，踱到窗前。他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直到疲惫时才重新坐到沙发上。那时他仰靠着，长久地闭着眼睛。他念出的每一个村庄名字我几乎都知道。那里的每一条山脉，每一处地形我都了如指掌。有好多地方他已经忘记了，我却能给他一一复述。这是他渐渐喜欢和我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俩惟一的共同语言就是谈论那片大山。但这其中存在的异同是：我更多的是从自然地理、从地质学的角度描述的；而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该地发生的一些战斗故事填上去。大概也就是这些缘故吧，当他得知我一心想离开那个研究所时就极力反对，“国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他说。“可我觉得国家培养什么人都不容易。”——那时我已瞄上了一家杂志社，但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

我在这样的谈话中常常想到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也曾经在那座大山战斗过，而且一度任过副政委。我对岳父仔细描述了父亲的模样。岳父沉着脸，一声不吭。后来他说：

“那还不一定是什么颜色的队伍……”

“它当然是‘红色’！难道你连这一点还要怀疑吗？”

他坚持说没有父亲这么个人——也许他们阴差阳错，擦肩而过了。父亲在游击队任职的时间很短，他更多的是来往于山地和那个滨海小城之间，公开身份是一名商人……

说到“商人”，岳父马上嘻嘻笑了，说他倒见过一个来来往往的“商人”，不过那人早已在交火的时候被打死了——子弹从后背那儿打进去，从胸口那儿穿出来。

我忙问：“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无所谓好人坏人，就是个‘商人’。”

“他是被误伤的吗？”

“有人早就要干掉他。”

“为什么？”

“就因为那人两边倒腾军火，跟他接头的人关系复杂。这样的人在战争年代是要提防的。”

“那么是革命的队伍把他干掉了？”

“是二班干的。”

我吸了一口凉气。当然了，那个“商人”不是父亲。父亲后来仍然活着，而且参与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说那个海滨小城的解放、海港的激战……他后来蒙冤，重新被押到那片大山里时，已经成为了“敌人”，戴上了镣铐……

这一切是多么靠不住，多么不真实。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像父亲这样，忍受了如此的冤屈，而且直到最后，直到离开人世，都没能洗刷这些冤屈。在生命接近终点的那些年头，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