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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家，她正等着我们，已经换上了白色无袖衫和百褶裙，眼睛又红又肿。回到家后大概一直一个人哭来着。她丈夫在东京都内经营不动产公司，星期天不是工作就是打高尔夫，极少在家。她把胡萝卜打发去二楼自己的房间，没让我进客厅，而把我领去厨房的餐桌。大概因为这里容易说话，我想。鳄梨绿大电冰箱，爱尔兰橱柜，朝东大玻璃窗。

“脸色好像比刚才正常一点了。”她低声对我说，“在那个保安员房间第一眼看那孩子，真不知怎么才好。那样的眼神还是第一次看到，简直像去了另一个世界似的。”

“别担心，过一段时间自然恢复。所以暂时什么都不要说，放一放为好，我想。”

“那以后你们两人做什么来着？”

“说话了。”我说。

“都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像样的。或者说只我一个随便说来着，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喝点什么冷饮？”

我摇摇头。

“有时候我真不晓得到底该跟那孩子说什么，这种感觉好像越来越强烈。”她说。

“也用不着勉强。孩子自有孩子的天地，想说的时候会主动找你说的。”

“可那孩子几乎什么都不说。”

我们注意不让身体接触，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不冷不热地说一些话，就像一般情况下教师和学生母亲就有问题的孩子交谈时那样。她一边说，一边在桌面上神经质地摆弄手指，时而聚拢时而伸开时而握紧。我不能不想起那手指在床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件事就不再向学校报告了，由我来跟他好好谈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你不必想得太严重。那孩子聪明又懂事，只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切都会各得其所。这种情况是过渡性的，关键是你要镇静下来。”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渗入对方的头脑，我说得很慢很温和，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看样子她多少放下心来。

她说要开车送我回国立宿舍。

“莫不是那孩子感觉到了什么？”等信号灯的时间里，她问我。当然是指我同她之间的事。

我摇摇头。“何以见得？”

“刚才一个人在家等你们回来时突然那么觉得的。也没什么根据，一种感觉罢了。一来孩子天生敏感，二来怕也理所当然地觉察出我同丈夫不大融洽。”

我默然。她也再没说什么。

她把车停在距我宿舍隔两条路的停车场，拉下手动刹车，转动钥匙关掉引擎。引擎声消失、空调声也消失后，令人不舒服的静寂降临到车内。我知道她希望我马上抱她，想到她衬衫下那滑润的身体，我口中一阵发干。

“我想我们最好别再见面了。”我一咬牙说道。

对此她什么也没说，双手兀自搭在方向盘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油压表，表情从脸上消失殆尽。

“考虑很久了。”我说，“可我还是不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即便为了很多人。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又是对策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

“特别是为了你儿子。”

“同时也为了你？”

“那也是的，当然。”

“我呢？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我想说“包括”，但未能顺利出口。她摘下深绿色太阳镜，又转念戴回。

“跟你说，我本不想轻易说出口来——见不到你，对我是相当痛苦的。”

“对我当然也痛苦，若是能长此以往就好了。但这不是正确的事。”

她大大地吸一口气，吐出。

“正确的事，到底是什么事？能告诉我？老实说，我可是不太明白什么算是正确的事，不正确的是什么事倒还明白。正确的事是什么事？”

对此我也回答不好。

看样子她就要哭出来了，或大声喊叫，但总算在此止步，只是两手紧紧抓在方向盘上。手背有些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