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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了好久，德国非变得空无所有不可。”卡钦斯基说。

说是有朝一日总会有个结束，这种希望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得这么远。一个人可以碰上一颗子弹，就这么死了；一个人也可以受点伤，于是军医院便成了他的下一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被截断肢体，那么早晚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这人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吗？在前线你也不需要用腿跑，如果你有点勇气的话。这个人属于‘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传遍了，关于一个军医官的。这个军医官念着一份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便说：“可用于作战，我们前方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早已装了一条木腿，可是当我再回去，他们又把我的脑袋打掉的时候，那我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一个军医官了。’”这个回答听得我们大家都乐了。

好的医生可能有，而且也还多的是。然而，每一个士兵在那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有这么一回落到一个专抓英雄的医生手里，这种人为数众多，他们尽心竭力，要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的尽可能都改变成“可用于作战”。

这样的故事多得很，而且大多数还要辛辣得多。尽管如此，它们却与叛乱哗变和诽谤污蔑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正直坦率，实事求是罢了。因为在军队里，就是有很多欺诈、不义和卑鄙下流。尽管一个团又一个团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那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战斗，尽管在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崩裂的前线，一次进攻接着一次进攻，不是都算不了什么吗？

坦克已经从一个嘲笑的对象变成一种严重的武器。它们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爬过来，对我们来说，它们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向我们这边发射密集炮火的大炮，我们并没有看见，敌军步兵的进攻行列，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这些坦克却是机械，它们的履带旋转奔驰，宛如战争一样无尽无休，它们就是毁灭，它们毫无感觉地滚进了弹坑，随后又不可阻挡地爬上去，那是一队呼吼咆哮、喷吐浓烟的防弹装甲，一群刀枪不入、把死人和伤者碾碎压烂的钢铁野兽。在它们面前，我们那薄薄的皮肤底下人都萎缩了，要抵御它们的庞大的重力，我们的胳膊不过是一根根稻草，我们的手榴弹也只能算是一根根火柴。

炮弹、毒气烟雾和坦克群——碾碎，腐蚀，死亡。

痢疾、流行性感冒和伤寒——哽塞，烧灼，死亡。战壕、医院和群葬墓——其他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在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伯廷克阵亡了。他是最出色的前线军官之一，在每一个情况危急的场合，他总是出现在最前面。跟我们相处了两年，他从来没有负过伤，因此到最后事情还是非发生不可。我们据守在一个坑穴里，被团团围住了。油或是汽油的恶臭，跟火药的烟气一起吹了过来。发现两个人带着火焰喷射器，一个人背着一只箱子，另一个人双手抓着一根软管，火就从这根管子里喷出来。如果他们逼近，可以够得到我们，那我们就完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没法退避的。

我们向他们开火。可是他们却越逼越近，事情看来不妙了。伯廷克和我们一起躺在那坑穴里。当他看到我们打不中他们，因为在猛烈的火力下我们不能不多方考虑到设法掩蔽，他便抓起一支步枪，爬出坑穴，卧倒后，用臂肘撑着，举枪瞄准。他发了一枪，就在这同一霎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他仍然卧倒着，重新瞄准，他移动了一下位置，再一次瞄准目标，最后才砰地打了一枪。伯廷克一松手，枪掉了下去，说了一声：“好。”便滑回坑穴里。两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打头的那个中了一枪，倒了下去，软管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滑了出来，那火往四面八方喷射，这个人就被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