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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起来，艾伯特！”我喊道，因为我们都毫无掩蔽地躺在空旷的田野里。

他踉踉跄跄站起身来奔跑。我紧紧地跟在他旁边。我们必须翻过一道篱笆，这道篱笆比我们的个头都还高些。克罗普抓住一根树枝，我就托住他的腿往上一举，他叫了一声，我便将他一推，这样他就翻过去了。我纵身一跃，也跟着过去，却掉在篱笆后面的一个池塘里。

我们满脸都是浮萍和污泥，不过掩蔽倒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泡在齐颈的塘水里。每当炮弹声嘘嘘地响过来的时候，我们便把脑袋往水里一钻。

这样做了十几次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克罗普抱怨着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要不我会沉进里头淹死的。”

“什么地方你挂了彩啦？”我问。

“在膝盖那里，我觉得。”

“你还能跑吗？”

“我觉得……”

“那就离开这里吧。”

我们赶到路边的水沟那里，弯着腰，沿着沟一路奔过去。炮火跟踪着我们。这条路通往军火库。要是那个地方爆炸的话，那么我们便没有一个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因此我们就改变计划，从田野里斜穿过去。

克罗普渐渐走不动了。“你走吧，我随后就来。”他说着，便倒了下去。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摇着他。“起来，艾伯特，你只要一躺下来，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赶快，我扶你起来吧。”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掩蔽壕。克罗普跌了进去，我便给他包扎好伤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膝盖上面一点点地方。随后我看了看自己。我的裤子血淋淋的，手臂也一样。克罗普用他的急救药包把我的伤口包扎好了。他的腿早已不能动弹，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只是恐惧，才使这样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甚至还会奔跑，即使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还能用剩下的残肢来奔跑。

我还能爬这么一点路，便唤住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给带走了。车上装满了伤兵。有个一等兵护理员在场，他在我们的胸口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

到了野战医院，我们整理了一番，两个人就并排躺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清汤，我们贪婪又鄙夷地用汤匙舀出来吃了个光，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是这会儿毕竟都饿了。

“现在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答道，“我只希望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伤。”

痛得更加厉害了。绷带像火一样地燃烧着。我们喝着，喝着，一杯水喝完了，又是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在膝盖上面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我回答。其实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们要把我的腿截掉，那我就一了百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残疾。”

就这样，我们思绪万千地躺在那里，等着。

傍晚时分，我们被拖到了“屠宰场”去。我吃了一惊，便很快想到我该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轻易就动切除手术。在大批伤员源源涌到的情况之下，切除手术要比复杂的修补工作简单得多。我忽然想到了克默里希。怎么说我也绝对不让他们上麻醉剂，哪怕我非得砸碎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瓜。

总算还好。那医生在我的伤口里拨弄了一转，弄得我眼前一片昏黑。“别再这样装腔作势了。”他骂道，便又乱戳起来。那些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耀着，如同一群凶恶的野兽。那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有两名护士牢牢地抓住我的两只胳膊，可是我还是挣脱了一只，正想砸碎那个医生的眼镜，却被他发觉，往后一跳避开了。“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