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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卡钦斯基证明说。

加登话还没有说完咧。他寻思了一会儿，随后问道：“那么一个国王是不是也得在一个皇帝面前立正站着呢？”

关于这一点，谁也说不准，不过我们认为那是不会的。他们两个人都是那样高贵，大概不会坚决要求对方规规矩矩以立正姿势站在自己面前咧。

“你胡说些什么呀？”卡钦斯基说，“主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得立正站着就是啰。”

可是加登却完全着了迷。他那一向枯燥无味的幻想这会儿又活动起来了。

“可是你瞧，”他大声说道，“我简直不能相信，皇帝也得像我一样上厕所。”

“你尽可以完全相信这件事。”克罗普笑了起来。

“疯子加三等于七，”卡钦斯基补充说，“你的脑袋瓜里钻进了一个虱子，加登，你赶快跑到厕所里去，把你的头颅弄弄干净，免得再像一个两岁娃娃那样说话了。”

加登消失不见了。

“可是，我很想知道的是，”克罗普说，“如果皇帝说一声‘不’，是不是仗就不会打了？”

“我敢相信仗肯定还是会打的，”我打岔说，“据说他反正起初就完全不赞成打仗。”

“那么，如果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也许世界上有这么二三十个人都说‘不’呢？”

“那大概就行了，”我表示同意，“可惜他们恰好都说要打。”

“这样的事，你想想也真怪，”克罗普接着说道，“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是法国人在那边，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

“也许两方面都对。”我说，可我自己却并不相信。

“好吧，就算是这样，”他追问下去，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是想把我逼入困境，“可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巴不得是这样。可是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却说他们是对的，这又该怎么说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不过不管怎么样，战争还是在进行，而且参加战争的国家还在每月增多咧。”

加登又来了。他仍然很兴奋，马上又加入了谈话，他想了解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答道，稍稍带着点优越的神气。

于是加登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侵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在戏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加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克罗普没好气地说，“这根本不取决于你这样的乡下佬。”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加登坚持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啊呀，你这个人哪，他说的民族是指一个整体，是指一个国家——”缪勒嚷道。

“国家，国家，”加登鄙夷地把手指掰出响声，“宪兵，警察，捐税，那就是你们的国家。如果你讲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卡钦斯基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祖国，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可它们总是连在一起的，”克罗普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了国家，也就不会有祖国。”

“对，可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家差不多全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不，那不过是一些统治者罢了。来到这里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法国人，而大部分法国人也完全一个样，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他们也跟我们一个样，不会有什么人去征询关于战争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