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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缝合费用也贵得很咧。”我父亲说。

“难道病患补助金就一点也没有给吗？”我问。

“你妈病得太久了。”

“那你手头有没有钱呢？”

他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干一点加班的活。”

我知道：他会站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折叠啊，粘贴啊，剪裁啊，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钟。晚上八点，他稍微吃一点凭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随后他服用一点头痛粉，继续干下去。

为了使他高兴一点，我给他讲了几个刚好想起的故事，士兵们说的笑话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将军啊上士啊什么的。

后来，我就送他们到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杯果酱和一包油炸马铃薯饼，都是我母亲为我做的。

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回到了营房里。

那天晚上，我把果酱涂在煎饼上，吃了一些。可是我觉得没有味道。所以我就走出去，想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后来我忽然想起，这些东西是我母亲亲手烘制的，而且当她站在火热的炉前的时候，说不定还忍受着疼痛呢。于是我把那包东西重新放进了背包，只拿了两个煎饼给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