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第19/48页）

红莲也许看出了我的恐惧，也许没有，但是她做了一个动作—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我在那一刹那以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想起过往的岁月里许许多多和我曾经如此亲近的人，我其实没有认真进入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真实生命。即使在这个当下，我的手背那样紧密地贴触着一朵红莲，它究竟是个胎记般的刺青？还是个刺青般的胎记呢？我翻转手臂，想再看清楚一点，红莲已经抽手起身，以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我猜想她要离开，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于是我放声大哭了，听见她也哽咽着告别的话语：“我还没懂得自己亏欠了什么，就已经老了。你可不要像我。”我的哭声衬在她的话语底下，听起来比风声雨声还要空洞虚无，除非我所伤悼的不只是一具完美的肉体，还有那些我来不及认识的人—比方说，彭师母，一个拥有过真实生命的角色。

在写完以上的八千字之后，我以为我会彻底放弃那个写作《城邦暴力团》的念头。原因很简单：真实生命太过巨大，你越是进入它的细节，它就更巨大一些。

那无数张被我挥拂到黑暗里去的稿纸不知何时又飘落桌面，纸表渐渐积上一层厚厚的尘埃。我才知道，尘埃这种东西居然也会长大，过一段时间你再轻轻触碰，它在指尖的感觉就像灰、像沙、像土粒儿，开始有了重量。

这段时间比我想像的还要长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去计算：到底过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个冷暖交替的季节？我也从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其间我经常走访我的邻居们，有些时候兴之所至还会穿过九号房间祠堂的侧门，到厨房去帮老田干些零碎活儿，摘摘菜、提提水、淘淘米什么的。偶尔，我会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和万得福或者我老大哥擦身而过，甚至撞个满怀。大部分的时候我总在前厅遇见那几个老家伙。没有谁再提起字谜的事。

极少的情况下我会出门走走—通常那都是在我非常想念红莲的清晨或深夜。最后的一次是个台风夜。陈秀美在那台风还是个吕宋岛北方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时候开始向我述说她和红莲相依为命的十二年。红莲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到豆蔻初绽的少女，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这里叫做“人文书店”。

红莲在斜对面四十八号的陈忠义医院出生，沿着自由路走到中山路口明功堂药房的这一段，是红莲最初摇摆学步的旅程。此外，中山路一百号当时是一爿正章洗染店，陈秀美白天在人文书店当差，入夜之后便到这洗染店打杂兼记账。每当陈秀美忙碌起来的时候，红莲就会一头钻进那些吊着、挂着、堆叠着的衣物之中藏匿，通常母亲总得花上一两个钟头才找得着她，彼时她多半已发出鼾息，然而睫角犹湿、抽咽未止，梦中似乎仍坚决地表示：母女之间这小小的离弃游戏，是由她所发起。

沿着同一个方向往下走到中山路一百五十五号，此处原先是一家大公委托行，许多跑单帮的买卖人出入的地方。这些单帮客几乎时时在台北、东京、香港和马尼拉飞航往返，以随身行李携带时髦的衣饰、珍贵的古董、价值不菲的珠宝和罕见的洋式玩具，入境即交行委卖，赚取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红莲则可以随时到此地索取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大公”幕后的东家正是大伙尊为“老爷子”的万砚方。红莲两岁的时候拥有一个眼睛可以眨动的洋娃娃、四岁的时候得到一架附有三十二枚弹键的手风琴、五岁的时候玩起单眼照相机、八岁那年的春天跨上一辆接装了动力马达的脚踏车不告而别一路骑到基隆—万砚方发动上千名庵清光棍找着她的时候，她指着西北方海天一线的远处，只字不语—到九岁和十岁上，同样的事红莲又做了两次。是否因为这三次出走而重新唤起陈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记忆？她并没有说清楚，可是尔后两年间红莲的生活景况可想而知—陈秀美在母女俩的手腕上紧紧地缚起一条长约八尺的细锁链，链条稍稍绷紧或松弛，陈秀美都会胆战心惊一阵，立即搂住红莲、浑身颤抖、低声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