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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阿姆丽塔焦急地摇着我的胳膊，我转述了查特吉的话。

她点点头。不知为何，这个电话激发了她的活力。她先是用新拉的线路打了个电话给新德里的姑姑。阿姆丽塔的姑姑在孟加拉没有熟人，但她在政府的下议院里有个间接的朋友。阿姆丽塔简单地说了说绑架的事，请姑姑帮忙。我不知道她能提供什么帮助，但阿姆丽塔采取了行动，单单这件事本身就让我感觉好了一些。

然后她打了个电话给孟买的叔叔。她的叔叔也开着一家建筑公司，在南亚次大陆西边颇有影响力。虽然被一个十多年都没联系过的侄女搅散了好梦，但他还是决定立即坐最快的飞机赶来加尔各答。阿姆丽塔劝他别来，不过她也请叔叔好好想想，在孟加拉的政府里有没有帮得上忙的熟人。他一口答应下来，叮嘱我们保持联系。

我坐在那里，仿佛事不关己一样听着优雅的印地语，看着我的妻子忙忙碌碌。打完电话以后她向我通报进展，我感到一阵安心，就像孩子知道大人在商量重要的事情。

辛格警探直到八点半才来，在那之前，阿姆丽塔已经给加尔各答的三家大医院打了电话。不，昨晚没有美国孩子入院，也没有任何符合描述的白人孩子。

然后她打给了殓房。

我绝对不可能打出那个电话。我甚至无法站在她身旁看着她挺直脊背，冷静地询问电话那头睡意蒙眬的陌生人，我们孩子的尸体有没有在加尔各答的暗夜里被送到殓房。

答案是否定的。

直到她道谢挂断以后，我才注意到她的双腿开始颤抖。很快她的身体也抖了起来，然后是手，最后她不得不伸出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我走过去将她拥入怀中。她没有松手，还没有，但她轻轻把头放在我的颈窝里，我们拥抱着轻轻摇晃，什么也没说。我们轻轻摇晃，共同分担这份痛楚。

辛格警探没有带来新的消息。

他和我们一起坐在酒店房间的小桌旁喝咖啡。戴头盔的男人进进出出，送来文件，接受指令。

辛格告诉我们，机场和火车站的安全负责人都得到了通知。你们有孩子的照片吗？我有，是两个月前的。那时候维多利亚的头发比现在少多了，脸上的特征也不太明显。胖乎乎的圆腿下面露出橙色毯子的一角，那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我们一起去野餐，想起来恍若隔世。我真不愿意交出这张照片。

辛格又问了几个问题，反复安抚我们，最后他又走了。瘦瘦的警察小队长把头探进门里，用英语提醒我们有事就找他，他在隔壁值班。我们点点头。

白天一分一秒地流逝。阿姆丽塔叫了午餐，但我们谁也没吃。我冲了两次澡，时间都很长。但我没关浴室的门，以免错过电话或者阿姆丽塔说的话。我的身上还残留着昨晚留下的臭味，我感觉很累，仿佛灵魂已经脱离肉体。思绪不断原地打转，就像循环播放的磁带。

要是我没有去。

要是我没上那辆车。

要是我早点回来。

我关掉喷头，一拳砸在瓷砖上。

下午三点，辛格带着局里的两位警官回来了。其中一位警官不会说英语，另一位一口装模作样的伦敦腔。他们的报告毫无帮助。

那所大学里根本没有名叫M.T.克里希纳的老师。过去十年里有五位克里希纳在这里教过书，其中两位已经退休了，另外两位也有五十多岁了，还有一位是女的。

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没有任何有关克里希纳的记录。事实上，加尔各答根本就没有USEFI的办公室，他们最近的分支机构在马德拉斯。警察也打电话问过了，马德拉斯的人完全不认识什么克里希纳或者桑贾伊。他们没有派过任何人去加尔各答机场接我们，USEFI根本不知道我在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