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第11/14页）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除了少数几个诗人零星的作品，我没有读到更多的诗人对“爱”的关注，有人甚至认为“爱”的诗歌是低浅的，不入流的。我对持这样见解的诗人历来尊重不起来，在我看来，他们说出如此的结论，正好证明他们的冷漠和对这种品质的陌生。而今天，我读了黄灿然的《奇迹集》之后，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我感到自己的腰杆挺直了许多。有了如此开阔的境界和体悟，黄灿然的博大，将成为一种必然。

黄灿然对这一阶段的诗歌也非常自信，在《奇迹集》自述中，黄灿然认为，“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在语言上，是出了语言。这并不是说它完美了。它恰恰是不要完美了。这不要完美可能带来完美，也可能带来不完美，但都是附带性的，因为完美不是它的准绳或尺度或目标。实际上这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我自己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

五

文学作品的阅读除了受制于自己的心性、兴趣和接受能力，还必须对大量风格相似的作品作出甄别与筛选。世界太大了，值得阅读的东西堆积起来可以花掉几辈子的时光。那么，读者面对浩如烟海的作品时，就有了选择的理由。正如黄灿然一首诗的标题所说：“我要包容的事物岂止这么多”，从他的几个创作阶段看来，他是一个趣味较杂的诗人，1997年以前，他的诗歌比较抒情，相对传统，无论是观念还是技巧都还称不上出类拔萃，这样的诗人正好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在艺术创作中，“极端”往往是新事物诞生的前兆，“极端”的方向即使偏离轨道，也至少能够吸引眼球，如欧阳江河的《悬棺》、钟鸣的《树巢》、周伦佑的《自由方块》、伊沙的《结结巴巴》以及余怒和沈浩波的部分作品，都成为诗界或大或小的话题。如果不能做到极端，则必须能融众家之长，站在众人的肩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否则永远无法达到艺术的最高层次。黄灿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在上面的几种方式之中，1998年后，他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他的诗歌不仅来源于阅读，还来源于生活经验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洞察。经过再一次嬗变，2006年以后的黄灿然，真正称得上出类拔萃。至少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前列的诗人之一，即使将他夹杂在中国最优秀的几个诗人之间，他也不会被忽略——这不仅得益于他的诗歌，还得益于他在文学评论与翻译方面的能力。

如果要我以一个词来概括我对黄灿然的印象，我选择“平静”。身居香港这个繁华之都，黄灿然的写作却没露丝毫浮躁的苗头。香港带给他的不是令人无所适从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而是不同生活习惯和写作观念的冲突，黄灿然却又能将这些不同元素完美地综合利用，这极大地成就了他的写作，特别是文学评论写作和文学翻译。

在我看来，黄灿然的文学评论和翻译的成就不在诗歌之下。因此，要写黄灿然，不可能避开这两方面的成就。

黄灿然说，他的一生大概只会写两三部评论集：一部试笔集，一部成熟集，最多再加上一部余响集，试笔集便是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的《必要的角度》。

有意思的是，黄灿然把《必要的角度》谦称为“试笔集”，这本书却令我有找到知音的感觉。2002年夏天，我从桂林的一家书店里看到这本书时，就揭开了我对黄灿然的诗歌之外的另一种阅读，即文学评论和翻译作品的阅读。这些年，我在刊物和网络上读到了黄灿然的大量文字，这些文字长短不一，无论是论及外国诗歌大师还是与我相识的朋友李少君、杜涯等人，我都深爱不已。我还购买了黄灿然翻译的多部著作，比如他对苏珊·桑塔格、卡尔维诺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