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第9/15页）

在干部大院长大的李勃是北京人，当时小说写得非常漂亮，小说《阿慧》当年还在《光明日报》上引发了讨论。他还有作品在安徽的《清明》获得了文学奖。有一年中秋，他在家觉得烦闷，就跑到了吴文光那，吴赶忙搬出月饼，李勃吃完后转身便走。

大学毕业后，李勃被分到了离昆明20多公里外的射击学校教语文，两年后，李勃跑到深圳去炒股。

朱小羊后来离开了新疆，跑到北京读书流浪，干了很多事情。后来担任《中国人》大型系列专题片的总策划和编导，这时候他又把已经回到昆明，在电视台拍新闻的吴文光拉到了北京，开始拍摄《流浪北京》——于坚说，这部纪录片创意和文字脚本是朱小羊的，前期也是他们一起拍摄的，但是在前期拍完后，朱小羊就跑到了澳大利亚去读人类学博士去了。

现在，吴文光还在拍纪录片，并且被人们称为“中国纪录片第一人”。朱小羊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担任副教授。折腾了几番后，李勃重新回到昆明，现在是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这两年经常开车到西藏去探险。至于老卡，毕业后在工厂搞宣传，后来也跑到深圳去了。而当年名震云南的青年诗人费嘉，现在昆明的一家报社供职。

至于于坚自己，曾经在1987、1988年的时候到过边境线上的德宏教过电大。也曾经跑到北京和牟森一起搞“残酷戏剧”，甚至亲自上台表演《与艾滋有关》，他的被国外评论誉为中国的《荒原》、《等待戈多》的长诗《0档案》发表后，被牟森改编成诗剧在欧洲十多个国家演出，该剧演员包括吴文光、蒋樾和诗人吕德安。曾经在波兰获得格罗托夫斯基主持的“接触”戏剧奖。于坚说，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是中国先锋派文化最有力量的年代，也是最纯粹、最纯洁、最有创造精神的年代，所有的人都面临压力，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许多都跑掉了，出国的，下海了，生活在别处去了，但中国依然有一批人在坚持，无论民间诗人、独立导演都是异常地勇敢，毫不妥协，埋头工作。那是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蕴藏着中国先锋派文化的未来一切可能性，比如今天的已经泛滥的行为艺术、装置，流浪派的那一套，十年前牟森的戏剧车间就在搞。今天，先锋派文化大多数时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成为如何先用美元富起来的捷径和小资文化的调味品了。

至于诗中提到的那一个“大家都很怕他”的“有一人”，于坚说那是虚拟的，象征着大家对于当时某种压力的恐惧。

六

2008年4月，我和于坚又在北京见面，这一回大家都学乖了，基本上不合影。有一次午餐，我们端着酒杯走到一旁聊了十多分钟，除了一些礼貌用语，留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于坚一再感叹当前诗坛无正义，一些诗人在网上随意骂人，更多的人们则躲在旁边看热闹，毫无正义感。也许，获得鲁迅文学奖引发的争论让这位诗人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有人说，于坚骂过鲁迅，所以不配获得这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鲁迅文学奖评奖原则中没有“骂过鲁迅的人就不能获奖”的条款。我一直认为于坚不是骂，而是调侃，毕竟他没有骂鲁迅的动机。再说，于坚即使“骂”过鲁迅，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不是提倡“浪子回头金不换”吗？一个人早年无心说出的一句话，不至于在十年后受到如此隆重的“追究”吧。“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句话，据说这“鸟导师”是指胡适。胡适被骂为“鸟导师”，他真的成了“鸟导师”吗？没有。那么，于坚“骂”一句鲁迅，鲁迅也不见得就会真的成为所说的那个样子。须知真正的学者是骂不倒的，今天，胡适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两座高峰，已没几个人怀疑。既然鲁迅先生是骂不倒的，我们何妨宽容一些，对这个“没大没小”、喜欢调侃的诗人的言语付诸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