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第14/15页）

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人称呼于坚为诗歌界的“云南王”了，虽然那位命名者有嘲讽的成分，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从正面理解它。既是“王”，那么体现在诗歌中，自然有王者风范，除了《尚义街六号》的平和与幽默，于坚80年代的《怒江》、《南高原》等诗歌就暗含着一种大气与霸气。

大怒江在帝国的月光边遁去

披着豹皮　黑暗之步避开了道路

它在高原上张望之后

选择了边地　外省　小国　和毒蝇

它从那些大河的旁边擦身而过

隔着高山　它听见它们在那儿被称为父亲

它远离那些隐喻　远离它们的深厚与辽阔

这条陌生的河流　在我们的诗歌之外

在水中　干着把石块打磨成沙粒的活计

在遥远的西部高原

它进入了土层或者树根

——《怒江》

这首短诗，简单、直接而意韵悠长，还有象形之美，与后来《0档案》、《飞行》的身架庞大而内容琐碎大异其趣，也与以海子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种写作截然有别。只不过80年代中期只流行“pass北岛”而不大注重诗坛位置的高低，因而“第三代诗人”各种风格相安无事。1999年的“盘峰论争”使得中国诗歌出现了“分水岭”，一边是“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是“民间立场”，两派诗人在这一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各取所需，一改当年的“只破不立”为“既破（别人）且立（自己）”，直逼得另一批不甘寂寞的诗人冥思苦想出了个毫无创意的“第三条道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见两种写作观念影响之深，两派人马隔阂之大。其实这又何必呢？诗歌不是小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办一切，否则人类只需一个荷马或一个莎士比亚就已足够。我不大习惯于坚在这场论争中的表现，不是说他的发言和后来的文章没有道理，而是说以他的才能和在民间的影响，没有必要掺入此类有争议的活动，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发言。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会在乎流派和世俗地位，诗人小海在一封信里这样对我解释“领袖”：衣服的领子和袖子是最脏的。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散漫者的“扎堆”情结》的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些热衷于命名的诗人具有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不管他是否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而在散文集《人间笔记》的后记里，于坚这样说：“我的写作是交代。……交代的结果，将是使我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似乎有不把文学史当回事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于坚只是不在乎现存的、腐朽的文学史，他“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只是为了进入另一种文学史，仍然没有脱离“史”的情结。诚然，能在自己所满意的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没什么不好，只是，诗人在写作时能否少想一些“文学史”什么的？

当然，对于这一点，于坚是开阔而大气的，在接受吴怀尧的采访时，于坚表明了自己对文学炒作的态度：“怎么写是作者个人的自由，怎么写都可以，自我肯定、吹嘘也很可爱。为名声而写虽然次，但总比杀人放火强。只要别党同伐异就好。”

九

我喜欢《作品39号》、《作品52号》、《罗家生》、《尚义街六号》等简洁平实的于坚，也喜欢《避雨之树》、《避雨的鸟》、《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严肃自省的于坚，以及《灰鼠》、《啤酒瓶盖》里开朗幽默的于坚。特别是《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让人们看到了他与史蒂文斯《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之间的抗衡，一个结构，一个解构，异曲同工，都是佳篇。诗歌的结尾几句，给人无尽思索：

当那日我听见一串串不祥的叫喊

挂在看不见的某处

我就想说点什么

以向世界表白我并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