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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此地上斯特拉特福去观剧的人也很有几个了。不过她呢，要看戏总是上滨湖尼亚加拉市去看的。

若冰注意到墙边多出了一溜儿三张病床。

“这是怎么啦？”她问科雷尔，那位桌子前的护士。

“临时性的，”科雷尔回答说，好像她也不大清楚似的，“是要重新分配的吧。”

若冰把她的外衣和手包挂到护士桌子后面的贮物间去，科雷尔告诉她这些病人是从珀斯县转来的。那里病人太多，所以需要转移。不过不知是谁把他们的事弄拧了，本县的卫生机构还没同意接收，所以就决定暂时先在这里放一放。

“我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呢？”

“随你。方才我去看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不清醒的。”

三张床的护栏都是支起的，病人都平躺着。科雷尔没说错，他们像是都睡着了。是两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若冰已经转过身了，但接着又扭了回来。她站着往下看那个老人。他嘴张着，他的假牙，如果有的话，已经摘了下来。他头发没秃，白色的，剪得很短。他脸上的肉萎缩了，脸颊凹陷了下去，但是脑门仍然很开阔，保留下了几分威严感以及——和她上一次见到时一样——焦虑不安的神情。有几处皮肤显得皱缩、苍白、几乎是银白色的，说不定是因为有癌变而做过手术。他的身躯变小了，被单下面似乎都见不到有腿，但是胸膛与肩膀倒仍然挺宽的，就跟她记忆中的几乎一样。

她看了看挂在床脚处的那张卡片。

亚历山大·阿德齐克。

丹尼洛。丹尼尔。

也许这是他中间的那个名字。亚历山大。要不就是他打诳了，以谎言或半谎言来作为预防措施，从一开头一直到几乎最后，他都是在撒谎。

她走回到护士桌前对科雷尔说：

“关于那人有什么资料吗？”

“怎么啦？你认识他？”

“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我查查看有没有。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用急，”若冰说，“你得空了再说。我只是好奇。我得走了，该去看看我的病人了。”

若冰的工作就是一星期与这些病人谈两次话，记下他们的情况，比方说他们的妄想症或抑郁症有无改善啦，吃药后的反应啦，还有他们的亲属、配偶来访后情绪上有无变化啦。她在这一层楼已经工作了有些年头了，最早还是七十年代力主精神病人尽量少离家治疗的看法引进的那会儿了，她认识不少几出几进的病人。她上过一些特殊的课程，好使自己有资格从事精神治疗的工作，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有一种兴趣。在那次她没看完《皆大欢喜》、从斯特拉特福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对工作有了感情。某种因素——虽然并非出于她的希望——确实是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把雷依先生放到最后去处理，因为他一般总需要最多的时间。她不总能如他所愿把那么多时间都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还得看别的病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今天，其他病人因为所服的药很对症，都有所好转，他们一见她就表示抱歉，怪自己给她带来了麻烦。可是雷依先生，他一直认为自己对DNA发现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与承认，正怒气冲冲呢，说是要写信给詹姆斯·沃森⑪ 。他直呼此人为吉姆。

“我上次写给他的那封信，”他说，“我懂的，寄出那样的一封信是不能不留一份底稿的。可是我昨天在我的档案里寻找，你猜怎样？你说。”

“还是你告诉我吧。”若冰说。

“不在了。不在了。给人偷了。”

“也许是放错地方了吧。我来给你找找看。”

“我丝毫也不觉得奇怪。我早就应该放弃的。我是在跟太子党斗，跟他们斗的人有谁会赢？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应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