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4/170页）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 1月。

我和哈辛托分手时，父亲告诉我，如果哈辛托找我麻烦就告诉他，他会来摆平一切。有时父亲会望着弗兰兹说：他居然是个金发小子，纳闷（我相信他在纳闷，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这孩子的头发最后怎么会是这种颜色，我们家所有的人头发都是黑色的，哈辛托的也是黑色的。父亲很溺爱弗兰兹。我的金发小子哎，他常说，我的金发小子上哪儿去了？弗兰兹也很爱他。父亲经常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过来，带上弗兰兹出去散步。他们回来后我就给他做杯黑咖啡，他安静地坐在桌边，不是望着弗兰兹就是读报，然后就走了。

我想他觉得弗兰兹不是哈辛托的儿子，有时这让我稍感恼火，有时我又觉得挺好笑。恰巧，我跟哈辛托分手一点阻碍也没有，所以没有什么可对父亲说的了。即便有什么我可能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哈辛托每隔两周来看看弗兰兹。有时他接走孩子又送回来，然后就走了，我们几乎不说话，有时送孩子回来时又待那么一会儿，他会问问我的生活情况，我也会问问他，我们也许会聊到凌晨两三点钟，谈谈遇到的事，读过的书。我觉得哈辛托害怕父亲，所以不经常回来，怕撞上他。哈辛托不知道，那时我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而且凄惨得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了。但父亲声名极佳，虽然没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儿工作，他的表情不会有错，仿佛说我在干秘密警察的活儿，所以当心点，我是一个墨西哥警察，当心点。如果说他形容枯槁，那是因为生病了，或者说如果他行动更迟缓了，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能让他显得更具威胁性。一天晚上，他留下来吃晚饭。我的情绪非常好，我很想跟父亲一起吃饭，看着他，看着弗兰兹，我想看着他们在一起，说话。我现在想不起来做了什么，我敢肯定，是很简单的一顿饭。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当了警察。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肃，只是忽然觉得从来没有问起过他，我如果再等一段时间问的话，可能一切都晚了。他说不知道。你没想过干别的吗？我说。当个农民，他说，我笑了，但他走了后我又不禁琢磨起这事儿来，我的好兴致慢慢地没了。

那些日子，跟我走得最近的朋友是玛丽亚。她还住在楼上，但不断地换男朋友（有时晚上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天花板好像是纸糊的），自从跟数学老师断了后，她一直独居，这种状态（当然是指独居了）给她带来不小的变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十八岁起我就一个人住着。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独居过，因为我先是跟哈辛托，现在又跟弗兰兹一起住。也许我说的是独立生活，没有家庭的那种。总之，玛丽亚和我变成了更亲近的朋友。或者说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算不上真正的朋友，我想，我们的友谊建立在另一个人而非我们自己的基础之上。我和哈辛托分开后，我开始沉浸在诗歌中。我开始读诗、写诗，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以前，我写过几首小诗，我总以为自己读了不少东西，但当哈辛托走了后，我又开始真正地阅读和写作了。我的时间并不太多，我总是抽时间。

那段时间我在一家吉甘特超市连锁店做收银员的工作，这得感谢父亲，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圣拉斐尔小区的吉甘特店里当经理，父亲让自己的这个朋友说的情。玛丽亚在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的某个办公室做秘书。白天，弗兰兹去上学，一个赚点零花钱的十五岁的女孩会替我接走他，带他上公园或者在家里照看他，直到我下班回来。晚上，吃过饭后，玛丽亚就下楼到我房间来，或者我上楼去给她读读我当天写的诗，在吉甘特店里或者给弗兰兹热饭的时候写的诗，或者头一天晚上我看着弗兰兹睡觉的时候写的诗。我跟哈辛托一起生活的时候养成了看电视的坏习惯。现在有重大新闻的时候我只是开着它，我只想了解事件进展如何，有时连这个都不想知道。我说过了，我在桌边坐下，那张桌子已经搬到窗边，开始读书写诗，直到困倦地闭上眼睛。我经常十遍甚至十五遍地修改自己的诗。跟哈辛托见面后，他会读读那些诗，给我提些意见，但我真正的读者是玛丽亚。最后，我把这些诗全打印出来，放进一个文件夹，它一天天地厚起来，我觉得满意和开心，因为它就像一个具体的证据，表明我的努力不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