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0/170页）

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在飞机上睡着了，他很快就会在两个空乘的协助下走出飞机，古老地层般厚实的宿醉。至少我愿意这么去想，因为要我恐慌起来过程是很慢的，但说实话，看见这群知识分子们筋疲力尽又心满意足地回国的瞬间，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雨果·蒙特罗给队列押后，带着好几件沉重行李。我记得我向他挥了挥手，但他没有看见我，或者没有认出我，或许假装不想认出我。所有的作家都走了后，我看见了洛西亚科默，他似乎迟迟不想离开机场，我走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尽量不要流露出我多么担忧。他跟另外一个阿根廷人在一起，一个高大、肥实，留了撮小小的山羊胡子的家伙，我不认识。他们在谈钱的事。或者说至少我听到了几次“美元”这个词，后面带着多个颤抖的惊叹号。我打了声招呼后，洛西亚科默的策略是先假装不记得我了，但接着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无可逃避的现实。我向他问了乌里塞斯的情况。他惊骇地看着我。他的凝视中含着反感，好像我裤扣大开或者脸上长着一个脓疮在机场大摇大摆地晃悠。

这时另外那个阿根廷人说话了。他说：那个恶心鬼当我们是群白痴似的耍。他是你的朋友吗？我看看他，又看看洛西亚科默，他正在等候区找什么人，我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严肃。那个阿根廷人说：人要有点责任感（他在跟洛西亚科默说，甚至都不看着我）。我要见了他，我非得把他的卵蛋钉到墙上不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我带着最美的微笑（那是我最糟的微笑）嘴里咕哝着。乌里塞斯上哪儿了？那个阿根廷人说了句什么文学流氓无产者。你说什么？我问。这时洛西亚科默说话了，要把我们镇下去，我想。乌里塞斯失踪了，他说。你说他失踪是什么意思？蒙特罗问，我们刚刚发现这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搞清乌里塞斯不是在回国途中失踪的（我想像中看见他从座位上起来走进卫生间，把门锁上，然后消失了）而是在马那瓜，在墨西哥代表团出访期间失踪的。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第二天，我到贝拉斯美术馆去看蒙特罗，他告诉我因为乌里塞斯的原因，他很快就要丢了工作。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 7月。

有人要给乌里塞斯的母亲打电话，要我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儿，但哈辛托横不下心告诉她儿子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不过，我说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你是了解乌里塞斯的，你是他的朋友，你了解他的为人，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事情就这样结束，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43］和那些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诗人以及普希金一样，只不过就普希金的情况而言，他的妻子，我是说普希金的妻子是客观的存在，那个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人则相反，圣·彼得堡的雪就像乌里塞斯·利马身后留下的空白，我是说他的了无生气，他的懒惰或者常识感的缺乏，这场决斗的副手是墨西哥的诗歌或者拉丁美洲的诗歌，以代表团的形式，默默地见证了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一个诗人的死亡。

哈辛托这样说，但他还是不想给乌里塞斯的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来研究情况，这个女人才不关心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呢。我可以替她设身处境地想一想，我也是个母亲，如果某一天哪个杂种杀了弗兰兹（上帝不许的），我不会觉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个伟大的诗人死了，我会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无眠之夜、恐惧和担忧。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发誓，就是打电话给她，或者去卫星市看看她，给她讲讲我们所了解的她儿子的情况。哈辛托说：她可能已经知道了，蒙特罗或许已经告诉她了。我说：你怎么就这样肯定呢？这时哈辛托不说话了，我说：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呢，还没有人说什么，好像乌里塞斯压根就没去过中美洲。哈辛托说：那倒是。我说：咱俩做不了什么，因为没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们会听他妈的，他们会告诉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说，在她目前境况好些的时候，我们只会让她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思来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着你，他说，然后开始为弗兰兹准备吃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无知者无害，生活在无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