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0/170页）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利马从希伯仑寄来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从死海边的某个地方寄来的一张。第三张明信片发自埃拉特，告诉我们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当服务员的工作。此后很长时间，我们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说实话，我知道服务员的工作他也不会干太久，我知道漫无目的地在以色列转悠而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可能相当危险，但我对别人什么也不说，不过我认为丹尼尔和克劳迪娅都很清楚这点。有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会聊到他。你觉得他在埃拉特干吗呢？克劳迪娅问。他在埃拉特可走运了！丹尼尔说。我们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说。很快我们就巧妙地转换了话题。当时我正在读维特根斯担的《逻辑哲学论》，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突显了自己的虚弱感。我记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几天，从来都很敏感的克劳迪娅把《逻辑哲学论》拿走，藏在丹尼尔的屋里，给我换上一本她喜欢读的小说，法国人J.M.G.阿钦博迪写的《无尽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们正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起乌里塞斯来，而且几乎没有觉察到几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怎么了？克劳迪娅问。我说，如果乌里塞斯生病了，没有任何人照顾他，就像她和丹尼尔照顾我那样。然后我又感谢了他们，情绪低落极了。乌里塞斯壮实得像……疣猪，克劳迪娅说，丹尼尔笑了。克劳迪娅的话，以及她的微笑，很伤我，我问她是不是变得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了。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开始给我做柠檬茶。我们都诅咒乌里塞斯该死！我大声说。丹尼尔叫我别夸张了，这时我听到了克劳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声音，它在杯子里碰撞着搅拌着，在调匀液体和蜂蜜，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请她，求她在我说话时望着我，因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尔说话，因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尔给个解释或者安慰我一下。这时克劳迪娅转过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里说，你要我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太疯了，那些哲学在影响着你的大脑。丹尼尔好像说了声我的天，是啊，最近两个星期来你埋头在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凯泽林（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个叫路易斯·克劳德的家伙（他是说路易斯·克劳德·德·圣一马丁，《充满激情的人》的作者），还有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奥托·魏宁格，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给你看的小说，克劳迪娅补充了一句。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问她为什么如此麻木。克劳迪娅盯着我时我才意识到把事情弄砸了，但为时已晚。克劳迪娅开始发话时整个房间都动摇起来。她说我永远不许再这样说。她说我再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她说不太担忧乌里塞斯·利马的异常行为并不表明麻木。她说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军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严重。她说，哥哥加入人民革命军部队，相信整个美洲大陆需要来一场革命，那是很严肃的。她说，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场危机中都在阿根廷的话，现在可能全都死了。她说完这一切后开始哭起来。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在一起，我说。我们没有像我喜欢的那样拥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这时丹尼尔提议出去走走，但克劳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还生着病呢，我们最好再喝点茶然后上床睡觉。

一个月后，乌里塞斯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乌里塞斯在比尔舍巴认识的奥地利人。我们安排两个人在起居室里住了三天。这个奥地利人睡地板，乌里塞斯睡沙发。这家伙名叫海米托。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几乎一句话都不说。他跟乌里塞斯说英语，但水平也是勉强过得去。我们从来没见过取这种名字的人，但克劳迪娅说有个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尔，也是奥地利人，不过她也拿不准。乍看上去，乌里塞斯的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处在弱智的边缘。但他们却相处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