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170页）

这样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顿下来，过了阵子，我接到这孩子的一个电话，说想采访我什么的，我想他说的是采访。我当然说同意。说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独和落寞。在墨西哥，我一个年轻诗人都不认识，采访或者不管什么吧，这个主意简直让人欣喜若狂。我们当天就见了面，我到达约定地方时发现来了不止一个诗人，有四个诗人在等着我，他们想搞的不是一场采访，而是一场讨论，一场三方对话，内容打算发表在墨西哥一家顶级刊物上。参加者包括一个墨西哥人（他们中的一位）、一个智利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阿根廷人，就是我。另外两个随行而来的只是在那里听着。主题是拉丁美洲新诗现状。这个话题倒是很精彩。我说太好了，随时奉陪，我们找到一家还算安静些的咖啡店开始聊起来。

他们带来的一台录音机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可是在最紧要关头，机子忽然发生故障，然后又从头重来。这次持续了半个钟头，我喝了两杯咖啡，都是他们付的钱。显然，这种事他们还不娴熟：我是说录音机，我是说当着录音机谈论诗歌，我是说组织他们的思想然后清楚地表达出来。总之，我们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我们决定，索性不如每个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么写下来，然后把写下的东西汇总在一起。最后，变成了我和那个智利人的讨论。我不知道那个墨西哥人怎么了。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全都用来散步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给我买的咖啡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有点怪，好像既在那里，同时又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轻诗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似乎显得怪怪的，可是前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秘鲁年轻诗人、古巴年轻诗人，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年轻诗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年轻诗人，确实有所不同，某些东西很让人怀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谊，强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诗人聚会场合永远弥漫着的那种坦率。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记得简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开始说起自己的那本书和我自己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起那首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诗，那首诗跟我这次获奖诗集中的其他诗作相比不好也不坏，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进书里，我们可能还谈了诗的长度、页数，因为那两位（那个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写的诗都特别长，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还没有读过呢，我想他们甚至都有一套长诗理论，称之为诗长篇，我想这大概是法国诗人想出来的东西，但记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起了那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来，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不收进书里，我说其实是美洲之屋的人决定把它拿掉，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他们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们拿掉了一首诗居然没有让你知道？我说是啊，实情我无法了解。智利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说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那个科恩–本迪特正好发表过一些反对古巴革命的言论。那个智利人说这是惟一的理由吗？我像个混球似的告诉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诗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们给我喝了什么让我这样说？）篇幅特别长，但并不怎么好，那个墨西哥人说这些杂种，但他却讲得很温柔，他真的说得很温柔，一点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这伙人肢解我的书之前古巴人经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在乎那些蔑视我或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同志们。

文学并不天真烂漫。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记得当时就想过这个，但我忘了是否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如果讲过，当时的情景也忘了。后来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经不是我们五个而是三个了，那个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两个墨西哥人走到炼狱的大门口时消失了）变成了在地狱边缘的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