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33/170页）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让我一见倾心的。我问弗索特能不能在他工作的那个杂志上发一篇我的文章，这份小波普破杂志，他说得先看看文章。几天后我把那篇文章带给他，他不喜欢。我向梅萨吉尔打听一个法国诗人，“一个伟大的法国文化老人”的地址，在20世纪40年代，据说他有一次去利马旅行见过马丁·阿丹，可是梅萨吉尔不肯给我。他试图告诉我这个诗人对来访的人很警惕。我不是要从他那儿借钱，我说，我只是想采访他，可是这样说根本不管用。最后，我告诉布尔特奥，我想翻译他的作品。他饶有兴致，没有表示反对。当然，我是开玩笑。那时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能不赖。事实上，过了几天后某个晚上我还真动手干起来。我选择翻译的那首诗是《丝缎般的血》。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译诗，虽然我也是个诗人，据说只有诗人才能翻译出别的诗人的东西。可是没人翻译过我的诗，我干吗要翻译别人的诗呢？总之，就这样动手干开了。这个点子似乎不赖。这可能跟乌里塞斯有点关系，他的影响致使我又开始质疑那些陈旧的假设。也许只是想找时间干点以前从不曾干过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告诉布尔特奥我打算翻译他的诗，打算发表（发表一词很关键）我的译文，在一家压根就不存在的秘鲁杂志上（我编了个名字），这份杂志的投稿人里就有维斯法兰，我这样对他说，他高兴地答应了。但我想他肯定不知道这个维斯法兰是何许人，我也许还说这份杂志发表过瓦曼·波马或者萨拉萨尔·邦迪的东西。总之，我开始动手翻译了。

我不记得那时乌里塞斯已经走了还是仍在那里。我从一上手翻译这首烂诗就出现了麻烦。题目怎么译呢？译成“缎子般的血”呢，还是“缎子之血”呢？我考虑了一个多星期。就在这时，我忽然被巴黎的可怕击溃了，被法语的可怕、诗歌圈、我们这种无所事事的游客的状态以及南美人迷失在欧洲、迷失在世界的那种悲伤、无望状态击溃了，后来我意识到我翻译不出“缎子般的血”或者“缎子之血”，我知道，如果我翻译了，最后无异于在德黑兰街的书房里谋杀了布尔特奥，然后像个不法之徒般逃离巴黎。所以，最后，我决定放过它，乌里塞斯·利马离开之时（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也是我跟法语诗人交道结束之际。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他从来没有找过任何哪怕有些微类似工作的活。说实话，我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他到这儿的时候就有钱，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最初几次见面，总是他付钱买咖啡、苹果白兰地酒、葡萄酒，但很快他就把钱花光了，据我所知，他没有收入来源。

有一次他告诉我在街上捡到一张五千法郎的钞票，他说，从那以后他走路时眼睛老喜欢盯着地面。

没过多久，他又捡到一张钱。

几个秘鲁朋友偶尔给他点活干，那是一群秘鲁诗人，也许只是空有诗人的名头，因为谁都知道，巴黎的生活会把你磨下去的，把你的情趣销蚀掉，如果你那情趣不是铁甲做成的话。这样的生活会让你变得粗糙，会把你逼得湮没无闻。至少我认识的许多拉美人难逃此劫。我不想说乌里塞斯同样如此，但对那些秘鲁人来说绝对千真万确。他们有个做保洁的集体组织。他们给办公室地板打蜡、清洗窗户，干些这种活，这伙人中谁生病了或者离开这个城市时，乌里塞斯就会帮他们干点活。大多数时候，是某人生病时他才来代劳，因为这些秘鲁人并不怎么出去旅行，不过夏季的时候有些人会去胡西雍收葡萄，三五成群地离开，有时仅一人孤单前往，走之前声称去科斯塔布拉瓦休假。我看见过他们三次。他们都是些苦命人。这伙人中不止一个想弄我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