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二 完美健康（第7/8页）

不论成功与否，迁徙会改变命运。针对新移民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不会回去务农。干得好的那些人很可能会买套房子在新的城市定居下来；其他人或许最终会搬到距离故乡村庄较近的城镇，开商店、餐厅或者美发厅、裁缝铺一类的小店。而这些小生意反过来又倾向于雇用外出打工归来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比那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能力更强。

当我了解这些打工女孩之后，不由得替她们担忧。她们冒了太多的风险，周围的环境充满了腐败和不诚信的人。她们都有悲剧性的缺点：那种帮助她们在世上闯出一番事业的无畏精神恰恰可能会变成她们跌倒的原因。敏最重要的人生决定都是在弹指之间，轻率决策；春明碰上什么流行就一头扎进去。刘以霞太急于按照她想要的方式提高英语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可能比她们的朋友们更了解她们。我是个外人——我跟她们的世界距离太远，因此她们可以放宽心对我吐露心声。她们对我的世界也充满好奇，问我美国人吃什么，怎么约会、结婚、赚钱，养育孩子。也许我的出现对她们是一种鼓励，证明她们的经历有人了解，有人关心。但在我认识她们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打工女孩从未找过我帮忙，极少寻求我的建议。她们独自面对生活，就像我们刚认识的那天她们告诉我的话。我只能靠自己。

我第一次遇见伍春明，她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赚八千元，住在东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过了两年半，我最后一次见到春明，她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月薪只有一千二百元，住在城里以小鞋厂多、工作条件差著称的地段，只有一个房间。不论从哪方面计算，她都跌得很惨，但她比我任何一次见到她时都更沉着。在一座以奔驰汽车来计量一切的城市里，春明竟然得以挣脱，形成了她个人的道德标准。

“从前我总是很饥渴，”她说。“如果我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立刻就要买。可现在，我吃不到最好的食物，买不起最好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或者家人很开心，那就有意义。”她不再为三十二岁的年龄仍然单身而惊恐不安，也不再跟网上认识的男人发生关系了。“我相信我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健康，我的经济情况会越来越好，”她说。

春明希望有一天能有孩子，她经常问我美国人养育孩子的观念。“我想要孩子长大能过得开心，为社会做贡献，”她说。

“贡献社会？”我吃惊地问她。“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要当个大科学家或者什么，”春明说。“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我认为，只要你生活幸福，做个好人，就是贡献社会了。”

我最后一次去东莞是2007年2月。空气里有烟味儿，很冷，街上满是回乡过年的工人。春明厂里的一个司机正要送八百元的红包给一个客户，顺便参加他们的新年聚餐。他说服春明跟他一起去，因为春明很会讲话，于是春明邀请了我。她说晚宴可能在豪华餐厅，现在好多工厂的年会都这样。

等我们到了丸德皮件厂，她感到很失望。工人们已经围着厂里餐厅的大圆桌，在日光灯下开始吃了。他们平时吃饭就在这里，只是今天每张桌上都有一条鱼。菜做得很油腻；春明挑着蔬菜吃，菜上也裹着一层油。房间前面，工厂的老板正带领着工人玩音乐椅子和电话的小游戏。他知道员工的名字，还拿那些已经有了男女朋友的开玩笑。“我看得出这个老板人很好，”春明说。

聚餐之后是抽奖。工人们抛下了免费的食物和啤酒，就像部队得到了号令一般，一起向前冲过来。一共有一百多人，大多数都只有十几岁，身穿短袖的制服衬衫。有些男孩小到看起来像是女孩。在每个厂里，抽奖都是新年聚餐的重头戏。在我看来，这个游戏偶然性太强，概率太低；但在工人们看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人世间终于有一次，可能白得到什么东西。今晚的大奖是羊毛毯，接下来是床罩被子，电吹风和热水瓶。还有五十元，一百元和两百元的现金奖。什么都没拿到的人可以领到一份安慰奖：一条毛巾，以及从一个巨大的袋子里挖一勺洗衣粉。工人们听到这里，跟听到其他任何奖品一样，报以大声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