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1/43页）

加拉尔夫人认识住在离河不远的莫特勒里大街的一个制革匠，此人名叫格里马，他迫切需要年轻的劳动力——不是需要正规的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鞣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鞣料——对人体有生命危险，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干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身返回夏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一件事。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的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

两年后，养老金还不够她买一盒火柴。加拉尔夫人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房价低得可怜，因为在当时，除了她以外，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必须变卖他们的房子。她拿到的又是毫无意义的纸币，而两年后这些纸币又分文不值。一七九七年她即将九十岁时，她已经失去了用自己辛辛苦苦、异乎寻常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住在珊瑚大街的一间摆有家具的斗室里。到了此时，晚了十或二十年，死神才走了过来，慢性肿瘤病扼住加拉尔夫人的喉咙，先是夺去她的食欲，后来夺去她的嗓音，因而当她被送进主宫医院的时候，她竟不能说句话表示抗议。在那里，人家把她安排在她丈夫以前在那儿死去的、住满数百垂危病人的大厅里，让她同另外五个完全陌生的老年妇女同睡一张床——她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躺着——并把她放在那里三个星期，让她在公众面前死去。随后她被人装进一个口袋，袋口缝了起来，清晨四点同其他五十具尸体一道被扔上一辆运尸车。车子——一只小铃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响声——驶到城门外一里地新开辟的克拉马公墓处。人们把尸体扔进万人墓穴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生石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