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三个人（第10/12页）

我们知道蔡先生的为人，知道他这种正谊的决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几年前就有了。当民国八年（1919）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得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老将蔡先生忽然提出这种正义的抗议；对于“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做悲愤的抗议。我们猜想，他的抗议不过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的决心。我们可以断定，他绝不愿青年学子因此废学辍业。所以他毅然决然的一个人奉身而退，不愿意牵动学校，更不愿意牵动学生。但他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在另一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里，胡适进一步指出：

蔡先生这一次的举动，确可以称为“不合作主义”，因为他很明白的指出，当局的坏人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助纣为虐”，正谊的主张者，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是很沉痛的控诉：控诉一切只认得“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指出他们“助纣为虐”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但是他究竟是一个“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样的做积极的运动，他只能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做准备。他现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诉文字，一方面控诉“不要人格，只要权利”的当局坏人，一方面控诉“有奶便是娘”的无数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他已起诉了！他提出的证据是眼前的现状，他指定的法庭是我们各人的良心！

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力都没有，那就真成了死证了。

由于当时陈独秀激烈地在《向导》第十七期里批评这次辞职的举动，说它是“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胡适又加写了一篇《蔡元培是消极吗？》向陈独秀表示异议。胡适说：

现在我们如果希望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先生这种“有所不为”的正义呼声更是要紧。为什么呢？我们不记得这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史吗？当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权来杀戮志士，然而志士愈杀愈多，革命党愈杀愈多。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不可做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做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拜寿真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