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7/10页）

“总的看来，这几部小说力求探究一个人应如何对付社会弊病的方式。《血腥的收获》中大陆侦探是出于职业道德。他发现地方的腐败情况，他把清除腐败看成自己责任。《戴恩家的祸祟》中，职业道德被同情所冲淡。侦探发现一个年轻女人饱受恐惧症、毒品和家族的困扰，他救了她。《马耳他黑鹰》中，斯佩德的合伙人被杀害，他找回了黑鹰雕像，交还委托人，破了杀人案。

“在《马耳他黑鹰》中，斯佩德和布里姬在等候乔尔·凯罗时，斯佩德讲了一个故事给布里姬听。故事说的是有个叫弗利特克拉夫特的人，有天出去吃饭，经过一座正在兴建的办公大楼，差点被一根掉下的横梁砸死。横梁虽没砸中他，他却觉得有人把人生的盖子揭开，让他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弗利特克拉夫特发现自己很可能会被一根意外掉下来的横梁送了命：他何不意外地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索性一走了之呢。[35]这故事是随口说说的，布里姬听过算数，只当消遣。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寓言，是斯佩德依赖的人生准则。这故事所体现的人生观是哈米特作品中的主要原动力。它指导了他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行动。小说暗示如果一个人意志够坚定（而且看清人生盖子下面的东西）的话，他尽可以自行其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立。

“当然，这一切在美国人的特性中很普遍，在哈米特的时代中也很常见（《血腥的收获》与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在同年出版）。就哈米特来说，犯罪和侦破只是用来作为人生的隐喻（就海明威来说，是用狩猎和战争作为人生的隐喻）。”

罗伯特·帕克这番分析多少可以说明他和一般侦探小说家的分野吧。

综观哈米特的作品，不难看出他的文风接近同时代的海明威。海明威一贯以风格独特，文体简洁著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塑造了“硬汉”形象，对美国通俗文学产生极大影响。如一九二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没有被斗败的人》中那个西班牙斗牛士，虽然体力衰弱，但是为了维护昔日荣誉，不惜生命，在斗牛中坚持到底。《五万元》中的拳击手杰克，以及一九三七年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中的哈里·摩根都是这种不甘心对逆境低头的硬汉。此外，他还在一些作品中刻画了在暴力世界中感到孤独的人物。而在哈米特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似的硬汉，相似的孤独的人物。海明威用字精练，言简意赅，人物对白都是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哈米特也同样如此。正如罗伯特·帕克所说，海明威用狩猎和战争作为人生的隐喻，哈米特用犯罪和侦破作为人生的隐喻。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是斗牛士，拳击手，渔夫，船长。哈米特笔下的硬汉是侦探，而且是孤独的人物。他们在一个盗匪横行、腐朽透顶的世界里找不到爱，找不到信任。他们付出几条人命的代价伸张了一丁点儿正义，这就是他们的唯一成就。他们的孤军作战解决不了社会的根本弊端。这就是哈米特作品对人们的启示。

《马耳他黑鹰》的英文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在我国流传，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上海西书店里到处都有这本作品的廉价普及本出售。但一直没有人把这本作品译成中文。初入译坛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认为哈米特是受迫害的进步作家，打算把这本作品列为翻译选题，结果当然是碰了壁。直到一九七八年，欣逢大地回春，我们重新拿起笔杆，出于练练拳脚，就把这本作品译了出来，一时找不到愿意接受这个选题的出版社，就暂且束之高阁。一九八○年，正巧云南人民出版社来上海向我们组稿，听了我们的介绍，他们很感兴趣，当场拍板。我们把译文作了修订后寄给他们，这本作品的中译本才终于在一九八一年三月问世，当时正是广大读者久旱逢甘霖的年月，欧美文学的译本都大受欢迎，所以初版印数居然达到七万六千三百本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