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第9/24页）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防疫人员焚烧街道，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要看热闹的记者。

隔离

伍连德的电文奏折到了外务部，送到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11]手里。一个月前，正是施肇基向朝廷举荐伍连德赴东北防疫的。

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乃请政府简派余为防治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这里说的“会”，是指各国医学专家组成的“万国治疫大会”。伍连德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全仗施肇基背后力挺，才全权主持了防治工作。

伍连德请求火葬的电文，算得上生死之托。治疫已近两月，整个哈尔滨和长春、沈阳等地，都按伍连德的隔离方案操作。要是准了火葬，情况还不好转，就是千古罪人。施肇基决定向上头请一道圣旨。大年三十晚上，他连夜去了摄政王府，请求载沣下旨——这位摄政王，就是汪精卫刺杀未果的那位。

这时候，离伍连德发出电文，已经整整三天。

施肇基的自传里，提到尸体的处理时，说“当时死亡甚多，无棺木为殓，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风气未开，民间反对甚烈”。他并未记录自己如何求得了火葬的圣旨，只是简单地写道：“中国平民之行火葬与解剖尸体，自此始。”

伍连德等朝廷回信的两天，金木从一名记者变成了防疫人员——他不想只看热闹。他请防疫医生给自己做了培训，学会了基础的防疫知识。林家瑞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和防疫军警一同看停在铁道上的接触者隔离车厢。

接触者隔离车厢，在当时轰动一时。这种谨慎的隔离方法，西方也鲜有先例。老百姓不明白，但也不太抗拒，因为车里管吃管住。曾有报道题为《贫民之爱坐火车》：“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12]

也有人不爱“坐火车”，不断要求离开，佘家三口人就是。

年三十（1911年1月30日）这天傍晚，金木在隔离车厢四处查看。在住了八个人的七号隔离车厢，见到了佘四德——逃跑患者佘老先生的儿子。他和媳妇佘秦氏、11岁的儿子，已经在隔离车厢住了四天。

火车车厢隔离所，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佘先生死掉的当晚，三人就被警察送来隔离。在七号车厢没待过一晚，佘四德就撬开车厢门，想要逃跑，被看守发现。他告诉看守，自己必须回家，不但回家，还要回山东老家。半个月前，他们全家就准备出关，回老家过年，却在半路给伍连德的防疫队拦了下来。和父亲一样，他相信，灾难是伍连德带来的——如果不是他让人拦住出关的人，后来父亲就不会进城买年货，也就根本不会染病，他们也不会给关起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六岁的小女儿，叫佘小叶。佘老先生逃回家时，她正在邻居家，不算接触者，没隔离。佘四德两天不吃不喝，绝食抗议。他要见女儿，要带父亲尸体回老家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