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五章（第2/4页）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格兰杰也在那里。一个年轻、英俊的法军上校主持会场。他用法语发言，旁边的初级军官替他翻译出来。法国记者们像足球队员一样坐成一排。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聆听上校的发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凤，以及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派尔是对的，我真的失去了凤：那我该何去何从？

翻译说：“上校告诉大家，敌军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几乎一个营的兵力。残余的部队正乘着简易木筏渡过红河逃窜。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追击他们。”上校用他的手抚过他那优雅的金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在墙上的长地图下来回踱步。一位美国记者问：“法军的损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义——记者招待会这种场合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和蔼地笑着，直到翻译把这句话说完，他才作出模棱两可的回应。

“上校说，我们损失并不严重。确切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你会认为，或早或晚，上校会想出一套说辞来应对这些执拗的“学生”，否则“校长”便会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职工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说的是真的？”格兰杰说道，“他有时间去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颇具耐心地又编出一套回避的说辞，他心里很清楚，若是有人继续追问的话，那么这套说辞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忧郁。如果美国记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么，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但他们不会主动引诱自己的同胞。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赶跑了。在火线后方是可以清点死亡人数的，但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你不能指望让正在前进的法军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