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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命，将在这一瞬间绽放。

英国“高个子莫特”(2)乐团的名曲《爱丽丝》，就是这样唱的：“要从四十二号街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百老汇；还是，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对不对？”

每次开演前，准备登上舞台之际，他总是喜欢轻轻哼着这几句歌词。这几句歌词总是让他感到欣喜不已，跃跃欲试。他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这些都是秘密，只属于他的秘密。

毕业公演的大戏，是契诃夫的喜剧《海鸥》。班特扮演康士坦丁，拥有想要成为大作家的雄心壮志，却活在名演员母亲的阴影下。他在最后一幕中举枪自尽。

整部作品就以“于是，康士坦丁·格理洛维奇举枪自尽了”这句台词画上句号。

班特感觉到体内炽热的心怦怦直跳。

他心想，不，一切不会就这样结束的，绝不。

上星期，班特在接待柜台办理登记手续。看起来一副傻大姐模样的护士小姐友善地要他稍坐一下，轮到他时就会叫他进去。等待的时候，他被要求填写一份关于性行为习惯的问卷。

在等待室内，他对一个长得像伊朗或伊拉克人的男子点点头，不说话。他心想，在这种场所，本来就应该保持静默。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您曾有过几位性伴侣？”

问题底下就是一堆空格。他愉悦不已地在记忆中搜寻着，计算着，简直想大笑出声，然后在最后一栏打钩：“二十个以上。”

好一个荡妇！其实他不应该为此骄傲，但他却自豪不已。

现在，他独自一人坐在梳妆镜前。玛格达莲娜从门的另一边探出头来。

“又是你，班仔！拜托，大家都在等你一个！剩两分钟，我们要冲了！快点来啦！”

就是现在。不能再拖了。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

当他在台上扮演某个角色时，他反而觉得更像自己。

雀跃不已。有种安全感。

他继续盯着自己在梳妆镜中的身影，用陷入深思般的声音晃晃悠悠地回了一声。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起身。

“要从四十二号街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百老汇；还是，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对不对？”

他喃喃自语，走上前与其他伙伴们会合。

此刻，他快乐无比。

1984年秋天，瑞典开始施行HTLV-Ⅲ型病毒（后来通称为HIV）检测，但初期这还是一项又贵又复杂的医学技术。寻求医护者均须先接受插针测试，检查免疫系统是否健全；唯有经证实免疫系统已受损，可能已被传染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进一步真正的测试。

短短一年后，这项技术获得长足发展，卫生署甚至在同性恋报纸《观察员》上刊登广告：“度假前，别忘了检测一下，关心自己的健康！”

《观察员》早已取代当年的《革命》与《男同志档案》，成为瑞典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同性恋报纸。美中不足的是，该报赖以生存的资金几乎清一色来自全国性平会、保险套制造商、同性恋医疗中心、卫生署、艾滋病代表团与“诺亚方舟”(3)的广告。

男同志社交圈里，对于是否要接受检测，意见始终摇摆不定。现在明明就没有解药，检测有什么用呢？尤其现在这种社会氛围，动不动就嚷嚷要把患者强制隔离，做检测真是不智之举。

不管怎么说，南区医院同性恋医疗中心提供匿名检测服务，受测者只会领到号码牌，不须留下真实姓名，更不用身份登记。

班特就领着这个白色的无名无姓的号码牌，跟着医疗中心的男护士进入检测室。

“现在要插针了……”男护士将针筒插入班特臂弯处，而后针筒内溢满红色鲜血。

班特看着自己的血，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他的血，很红，很美……

所有人围成一圈，手拉着手，高呼一连串加油打气的口号。